生活的砥砺与馈赠 ——从小说《易地记》到电影《安家》创作谈
作者:沈洋
上传时间:2022-04-06 07: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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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安家》诞生,纯属偶然。

2018年,一次喝茶聊天,一位做主编的朋友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要我写一个扶贫题材的小说,原因是,我既是写作者,又是扶贫攻坚的参与者,见证者。当时犹豫,因公务繁忙,不想分心,只想好好工作。说来别人不信,那几年我工作很忙,每天晚上十二点多睡觉,凌晨四五点钟起床,进办公楼时,尽管轻脚轻手,还是时常把保安给弄醒,即使这样,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想想为什么会这么忙,原因还是扶贫。那时,早上天不亮就进办公室,是为了做完案头的公文处理工作,上午九点以后,就直奔乡里,走访贫困户、与群众拉拉家常、解决一些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总之,哪家人羊共居,哪家土坯房未拆,哪家的水管不通,哪家修房子路被堵上,都是我所要关心的常事。在这样的景况下,自然是无暇顾及自己的老本行小说创作了。

但想想,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写作者,用手中的笔来记录扶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斗”,本身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份。再有主编朋友的热切期盼,我想,不写是说不过去了。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以往写小说,是很少做采访的,我自信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最熟悉村里大叔大婶们的腔调,也最了解村里的长三短四、锅碗瓢盆,自己从出生就泡在火热的现实生活里,似乎提笔就是故事。但是这一次写易地扶贫搬迁,我不敢大意,精准扶贫,贵在精准,扶贫对象要精准,扶贫措施要精准,写扶贫题材的小说,为新时代的干部群众画像,更要精准,因为这有着存史资政的深远意义。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专门到昭通市昭阳区第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幸福馨居走访易迁群众。我还专门到安置我故乡大山包镇易迁群众的虹桥和红路两个安置小区采访,与群众座谈。

在采访中,故事里的三个主角原型进入了我的视野,一个是当地群众一直叫她赵姑妈、时任洒渔镇副镇长的赵声跃(赵卫国原型),她被洒渔镇派到幸福馨居专门做镇里搬来幸福馨居易迁群众的安置稳定工作,这是一个对扶贫工作极其负责的同志,办法多、行动快,每天起早贪黑,不厌其烦,走家串户,一心牵挂着群众冷暖,对易迁群众充满感情。一位是赵声跃从小帮扶的女孩肖远艳(肖洁原型),一直跟着赵声跃做志愿者,担任虹桥新居移民工作站站长,天天为易迁群众的吃喝拉撒和就业、上学、就医等操碎了心的九零后社区干部。一位是搬迁前在外省打工摔伤了腿,在家自抱自弃,牢骚满腹,丧失生活斗志和信心的中年男人李有亮(李有光原型),后来在赵姑妈等扶贫干部的关心下搬入幸福馨居,成为了一名志愿者,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从这三个真实原型人物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基层扶贫干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朴素的为民情怀;感受到了作为青年一代社区干部阳光的心态、无私的奉献和强烈的担当意识;感受到了贫困群众对党的期盼,从行动到思想的深刻转变,新时代新型农民呼之欲出。正是从他们鲜活生动的人物身上,我谋生了原始的创作冲动,我想我的创作不能概念化、脸谱化,更不能大而空,不能喊口号,我得用我的笔触,去刻画真实的、朴素的、有血有肉的新时代基层干部群众的鲜活形象。更重要的是,要深挖发掘出这些小人物身上闪耀的光芒,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释放出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更为重要的,我的小说不仅要正面直击整个易地搬迁的艰难历程,写出易迁群众在搬与不搬之间的思想激荡和犹豫,写出他们心中的焦虑与彷徨,期许与热盼,更要挖掘易迁群众从生存状态、行为习惯到思想意识的艰难蜕变,呈现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光。唯有这样,我想这个作品才会有真正映照时代的意义。

为捕捉那些感动人心的瞬间和细节,把剧本写得更扎实,我又与合作编剧一道,走访了昭通市9个万人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走家串户,采访200余人,去了解易迁群众搬迁后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在搬迁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与社区干部一起座谈,听他们讲述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事、感人事。在走访过程中,每一位群众、每一个干部,都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只有走进这个群体才能听得到的好故事、好细节。在这众多的素材中,进行取舍。

本来,剧本初稿的走向主要写易地搬迁之后的故事,也就是易迁群众住进新小区之后那些鸡零狗碎的事,以及关注易迁群众在新小区面临的种种困惑。但金琛导演在看了原著小说《易地记》之后,觉得很打动他,他又把小说发给主演娜仁花老师,娜老师看后也觉得小说让她深深感动。导演和主演对于小说原著的感动,促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电影《安家》,故事的走向和主要的人物回到了原著小说的创意,让电影尽量忠实于原著。首映式上,好些观众都说自己几次感动落泪,感动于基层干部的担当与大爱,感动于贫困群众的朴素与可爱。如此看来,导演金琛对剧本的定位调整,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策。

电影《安家》以我出生的小村庄大山包为背景,我们村里就有20来户人家搬迁到了昭通城郊的虹桥和红路两个安置区,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有我的乡邻,我的亲戚,虽然我12岁就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后来出生的很多小孩我都不认识他们,但一想到他们和我曾同饮一井水,同趟一条河,同住一个村,我就感觉无比亲切。把他们的故事写进小说,搬上银幕,自然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因此在选外景的时候,我也把老家的村庄大山包推荐给了剧组。但没有想到,美术师堪景后觉得不满意,否定了在大山包拍摄的方案。但由于云南昭通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要找一些烂房子和破败的村庄拍戏,还真是难上加难,美术师辗转几天都无果而终。开机临近,当美术师在其他地方选了几处外景皆不满意之后,我又陪同紧急赶往昭通的金琛导演来到大山包村,我带导演从村庄的下面、后面、高处、矮处立体式打量大山包这个原生态的村庄。终于,村子里那些用燕麦草或竹秧盖顶、房顶长草和庄稼的土坯房,村子里走过的那些顶红头巾的女人高原红的脸庞,迎着晨曦出厩的牛马羊群,那房顶上的袅袅炊烟、纯净的蓝天白云,让金琛导演眼前一亮。但是金导说,光是大山包这个村庄还不够,我又带他一路向西北下山,看了曾家沟、龙家营、豹子丫口、大河边、小河边几个村庄,最终,村民酒汉李有光家和累马寨村口场景选定了豹子丫口这个外人很少踏足的村庄。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大山包拍摄电影《安家》,可谓困难重重,刚开机就遇上连绵阴雨,湿滑的土路让主演娜仁花老师乘坐的小车差一点翻下了陡坎,拍戏的发电车等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进场,我又赶紧请求大山包镇领导帮助协调,调动施工机械铺砂面石,修复路面。正好那几天是供电部门提前定好的断电检修时间,停电、通信中断导致无法拍摄,我又紧急向昭阳区委、区政府领导汇报,及时协调供电部门开发电车保电拍戏、取暖。主演娜仁花老师高原反应特明显,常常喘不过气来,也是剧组一直担心的问题。大山包气候寒冷,剧组冒着严寒坚持在山上拍戏,需要极大的韧性和坚守,才能完成这样一部戏的拍摄,十分不易。因此,我特别感谢制片人陈乾伦和剧组所有的老师们,没有这样一群对电影艺术孜孜以求的人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今天的《安家》。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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