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古典小说,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从世界文学史来看,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公元14世纪左右,世界其他地区至少欧洲还没有出现经典长篇小说,只有一些短篇小说,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一些骑士小说。

《三国演义》曾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它属于民间文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人把它纳入了正统文学史。但是胡适、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比较消极的。

比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有很大问题,它就是把《三国志》里面有关的材料,再加上一点宋元的戏曲,还有《世说新语》里的一些元素,并把这些故事等凑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文学想象力、创造力很薄弱。在胡适看来,《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书,而且他还认为作者的思想非常腐朽,胡适称之为“陋儒”,认为作者过分拘泥于历史,又缺乏想象,因此不能称之为艺术。胡适这个看法与鲁迅是一致的,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讲中国小说史,胡适看过鲁迅的讲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受了鲁迅影响。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比较学术化,他引用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就是七分内容跟《三国志》正史记载是差不多的,而另外三分是虚构的,结果造成了“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惑乱观者”。鲁迅也认可这一观点。在艺术方面,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有两个人物写得很不好,一个是刘备,为了表现他的宽厚,结果写出来的他很虚伪。第二个就是诸葛亮,鲁迅说写得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智慧高超到像妖怪一样。

总而言之,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从思想到艺术都持一种比较否定的态度。

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两位先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确凿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评价是偏颇的。比如说对于刘备形象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乱世中的军阀,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半留一半,或者是对人讲话言不由衷,这对于军阀来说也是正常的。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人物性格极其复杂的曹操

阅读《三国演义》确实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它的一些内容跟历史之间是矛盾的,容易混淆。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延伸到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它和《三国志》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三国志》是正史,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三国演义》是小说,主要是写人,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的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内心理想以及感知,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

所以我们再从文学价值角度来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他属于文学虚构的形象,但是虚构得非常精彩,今天读起来仍旧是栩栩如生。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三国演义》把曹操处理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但是这不代表《三国演义》只是一味将曹操污名化。其实,《三国演义》一方面在丑化曹操,另一方面也在美化曹操。比如《三国志》里提到,军阀董卓控制东汉朝廷时期比较看重曹操,给了曹操一个骁骑校尉的职位,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的待遇了,但是曹操认为跟着董卓没前途,于是就溜掉了。关于这一段情节,《三国演义》处理成了曹操虽受董卓器重,但是他并不喜欢董卓,这时候司徒王允觉得董卓专权导致汉室倾颓,大家就开会商量如何对抗董卓,曹操慷慨激昂主动表示要去行刺董卓。这个情节显然是美化了曹操。而后来曹操离开京城的情节,《三国志》里写的是曹操对董卓不辞而别,改名换姓路过中牟时,被当地的亭长抓住,当地有人认出曹操,就把他放了,此事不了了之。而《三国演义》里对应的这段历史,写的是曹操因为行刺董卓失败被迫逃亡离京,路过中牟时被捕,县令陈宫审讯他的时候,曹操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终感动了陈宫,弃官跟着曹操一起逃亡了,这又是美化了曹操。

但是,《三国演义》此后的描写开始急转直下。曹操跟陈宫逃亡之后,因为误会杀了吕伯奢的家眷,在后来知道自己误杀好人的情况下,为了灭口又杀了吕伯奢,这是《三国志》里没有的情节。这一段是《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曹操就这样从不畏生死的青年义士,转变成了滥杀无辜的大不义之徒,并且还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的原始版本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当年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没有采用,后来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时,又记录下来了。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之一是曹操逃亡时以为吕伯奢的家人要谋害他,于是就趁夜杀人,然后在凄怆中说了这句话。现在来看,曹操这句话的本意可能是说自己走投无路只能杀人,他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难过、比较无奈的。可是到了《三国演义》里,把这句话调整了一下,曹操的心态就变成了杀人丝毫不觉难过,认为只要自己遭到危险就可以伤害所有人。经过这个变化,曹操就成了残忍好杀之人了。

那么,小说对曹操人物性格的转变刻画得是不是太突兀了呢?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它写曹操的为人起初是好的,是个刚烈有血性的义士,但是曹操的心理又非常不健康,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多疑。多疑,本是《三国演义》里很多军阀、谋士都有的毛病,但是曹操的多疑非常有特点。别人的多疑是两可的,认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而曹操的多疑是很“坚决”的,他认为只要被他怀疑的就是坏人、就是对他曹操有威胁的人;而且,别人多疑的后续行动可能是疑而不决,可曹操多疑之后就会立即行动,即使明知滥杀无辜也在所不惜。

《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其性格的核心就是多疑,并且因为多疑产生了一系列命运的改变。比如赤壁之战,曹操因为多疑而中了周瑜、黄盖的反间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处死了自己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导致曹军不堪水战。而且曹操的多疑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甚至曹操之死也是因为多疑。晚年曹操患头痛病,找华佗来医治,这段故事的原型出自《三国志》。记载说的是华佗给曹操治病,后来请假回家,曹操再找他,华佗屡次推辞说自己妻子病了迟迟不来,曹操于是派人核实此事,并且有言在先,说如果华佗说的是真的就给他发放粮食,如果华佗说谎就把他抓回来,结果发现华佗说的是假话,于是华佗被捕最后死于狱中。而在《三国演义》中,华佗说要根治曹操的头痛病需要开颅,曹操觉得这种医疗方法是华佗想趁治病的机会害死他,于是就把华佗关进监狱,最后华佗死于狱中,他集一生经验写成的医书也随之失传。

《三国演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通过多疑这个性格把曹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串了起来,而且还表现出曹操多疑的另一面,那就是不疑。曹操的多疑是对别人的,而他的不疑则是对他自己的。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自信甚至自恋的。比如,当到处流浪的客将刘备来投奔曹操时,曹操手下谋士就劝他,说刘备这个人有野心,而且还是汉室宗亲,应该杀掉。但是曹操认为,刘备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杀刘备之后可能会导致自己名声受损,别人以后也不敢来投奔自己了。随后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就是“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就是你刘备跟我两人,刘备听了这话就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说自己被天上打雷吓到了,曹操哈哈大笑说英雄也会害怕打雷,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徐州发生变乱,刘备找了个借口声称自己要去替曹操攻打袁术,向曹操借了五千兵马后就离开了。刘备走后,曹操的谋士说不能放他走,曹操又派了许褚带五百人去追刘备。许褚是曹操手下的勇将,但是他头脑简单不懂谋略,派这样的人去追刘备,而且是五百人去追五千人,显然是追不回来的。曹操手下谋士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追不回刘备太可惜,但曹操是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犯错的,他说自己既然用了人就不会怀疑他,“我既遣之,何可复悔?”刘备就这样成功溜掉了。这就是曹操不疑的一面,《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展现。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手下谋士的态度,与刘备、孙权是不一样的。相比刘备对待诸葛亮,孙策、孙权对待周瑜,曹操对待谋士的态度是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而且打了败仗还会把责任推给谋士。这不是说曹操不重视人才,他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但是他不能容忍手下谋士的谋略明显高于自己。

仔细分析,曹操的这种心态是有复杂成因的。天下三分,刘备可以仰仗他的汉室血统,孙权也有他父兄的基业,曹操不仅没有这些,还有一个家族污点,那就是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父亲是宦官的养子,曹操多疑和自恋的性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相对不足。小说中描写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看到当地险要地形,他还要大笑一番,嘲笑诸葛亮还是不如他。当然这种行为也有鼓舞残兵士气的考虑,不过哪怕只有5分钟表现自己智慧优越的机会,曹操也是不会放过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非常重视人才,他一旦发现某个人特别有才,就会千方百计挖角。比如新野之战曹操被刘备击败,战后发现刘备是得到了军师徐庶的辅佐才如此厉害,就扣住徐庶母亲作为要挟,徐庶被迫去了曹操那里。此后刘备兵败长坂坡,赵云往来冲突救出阿斗,曹操看到赵云骁勇,又动了心思要拉他过来,于是不许手下放箭,结果让赵云成功杀出重围。刘备兵败徐州之后,关羽“土山约三事”,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归降了曹操,关羽在投降时提出了条件,具体包括:他只是暂时投降,而且降汉不降曹,另外必须对刘备的两个夫人以礼相待。曹操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人,他爱才心切,就同意了关羽的这些条件。关羽投降之后,曹操大搞感情投资,大宴小宴不断,还送给关羽资财妇女,结果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就千里走单骑离开了,曹操还要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大度,由于没有正式下公文放关羽走,关羽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曹操还是下了文书放关羽走了。鲁迅非常欣赏《三国演义》的这一段情节,认为虽然曹操是奸雄,但他这里表现得非常大度,非常爱才。

但是,当曹操发现手下谋士的谋略超过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态就变了。《三国演义》描写的汉中争夺战,曹操的军队进退两难陷入困境,这时曹操的主簿杨修显出了高明,他一眼就看破了曹操的心态,立即准备退兵事宜,曹操被人看破心思,很不高兴。当初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很注意韬光养晦,而杨修就偏偏喜欢露才扬己。《三国演义》专门解释了曹操与杨修的交恶过程。其中提到,曹操路过曹娥碑,曹娥碑上有蔡邕写的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个字隐含着四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能看出来隐含的是哪四个字吗?如果被问的是刘备,他肯定说我看不出来。杨修不管这一套,他直接回答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曹操就说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一行人走了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让杨修说出答案。杨修解释,黄绢说的是有颜色的丝,丝字旁带颜色,合在一起就是个“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在一起就是个“妙”字,如此这般拆解下去,蔡邕八个字里隐含的四个字是“绝妙好辞”。曹操说,你所答正合我意。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见《世说新语》,原故事里曹操说我的智慧差了杨修三十里。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做了调整,变成了曹操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杨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用这样的智慧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自信和统治的合法性。如果他的部下比他高明,这个部下就危险了。杨修之死,就是因为曹操晚年考虑自己的继承人,起初曹植的表现比较合曹操之意,结果曹操发现曹植之所以表现好是因为杨修幕后指导,曹操就担心日后万一曹植能力压不住杨修,反被杨修控制,就像汉献帝被他曹操控制一样,又或者曹植比较昏庸,那么结果只能更糟,于是曹操就把杨修杀掉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路,所以我们看到在赤壁之战即将开打的时候,曹操会领着一大群人去船上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很经典的诗。他是要在部下面前表现出自己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很有文采。

对比历史,《三国演义》对曹操这种使用人才的刻画,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唐太宗曾经路过曹操庙,他在庙里题字,提到曹操不能允许他手下人水平比他高,这样狭隘的心胸对于领袖来说是一个缺点。唐太宗认为领袖的本领不一定非要比谋士高明,只要能够领导这些谋士就可以了,并且评论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也就是作为军事将领足够,当皇帝不够。

除了核心性格特征之外,《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曹操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宽容。比如名士祢衡,得罪了曹操很多次,包括击鼓骂曹等,曹操也不杀他,最后把他送到刘表手下黄祖那里去。在黄祖手下的祢衡继续骂人,最终被黄祖一怒而杀掉。曹操这属于借刀杀人,他允许人家骂他,但他自己不杀要别人来杀。有的时候曹操表现得不可捉摸,他率军准备南征的时候,名士孔融坚决反对,曹操不听,孔融就说:“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曹操听了勃然大怒,把孔融抓起来杀掉了。曹操有时候也非常阴险。他攻打袁术的时候军粮不足,就指使手下军需官克扣军粮,然后军士不满闹了起来,他又把这个军需官找来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承诺赡养他的家人,然后就把军需官杀头以平息军乱。曹操有时候也非常凶残。刘备、董承卷入的衣带诏事件中,曹操抓住了参与者吉平,审讯他让他招认主谋是谁,吉平拒不招供,曹操就动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来残害吉平。曹操有时候又表现出胆小得可笑。张飞喝断长坂桥的时候,他率领大军却被张飞很少的人马吓跑了。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就是这样,极其复杂。通过小说的精彩描写,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悲、很可鄙、很可恶、很可耻、很可贵,也很可惜、很可气、很可喜、很可憎,这些词汇加起来,可能都不够形容曹操性格的丰富。

“多智”诸葛亮体现的人物心理关系

这里我们再讲一下诸葛亮。

鲁迅评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慧高到可以在一千多年前预报天气。书中的经典段落赤壁之战,其中有一段是诸葛亮草船借箭,这段故事是虚构的,《三国志》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一段虚构得非常精彩。而且《三国演义》的虚构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多次洗礼,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内容,比如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一度被描写得非常鲁莽,有时候甚至像张飞一样。但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读者眼中的智慧化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心理的充分表现。

《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表现了人心。当时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南下,周瑜跟诸葛亮是同一战线,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诸葛亮的本事越大,其实是越有利于周瑜抗击曹操取得成功的。可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周瑜拥有他特有的心理,周瑜虽然看到诸葛亮智慧高超、对他有利,但又不能容忍诸葛亮的才能高于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抗曹的统帅。所以周瑜每次找诸葛亮研究抗曹,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地除掉诸葛亮。周瑜找诸葛亮议事,说现在江上作战,我们缺乏箭矢,令诸葛亮去筹办十万支箭,只给了他十天时间,这其实就是刁难诸葛亮。在那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年代,要想在十天里聚集足够的工匠、准备制造箭矢所需的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却回答说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周瑜非常高兴,就说军中无戏言,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三天完不成任务就要杀诸葛亮的头。诸葛亮签了军令状就走了,周瑜派鲁肃去探听动静。鲁肃问诸葛亮,你三天能造出十万支箭吗?诸葛亮说我这下危险了,需要你救我。诸葛亮请鲁肃调集20条小船,上面布置好青布和稻草人。鲁肃就答应照办了。准备停当之后,一直等到第三天夜里,诸葛亮才拉着鲁肃上船,20条小船直逼曹军水寨,在曹军眼皮底下鸣鼓进兵,这把鲁肃吓坏了。诸葛亮却说不要怕,我早就算到今天有大雾,而且料定曹操多疑,大雾之下断不敢出兵迎战,只能放箭击退我们。于是诸葛亮就让20条小船接受曹军的乱箭射击,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大雾快散了,船上稻草人插满了十多万支箭,诸葛亮才下令撤退,临走还让军士高呼“谢丞相箭”。

整个草船借箭故事,都是罗贯中虚构的。从历史来看,诸葛亮没有做过草船借箭,但孙权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坐船去观察曹军水寨,被曹操发现了,曹操下令放箭把他的船赶走了。这个事件流传了几百年,到了《三国志平话》的时候,就被改编成周瑜坐船去偷窥曹操水寨,曹军的很多箭射到了周瑜船上。我们如果按照一支箭有四两重来估算,几千支箭射到船上,就有几百斤的重量,这些箭都射在船的一边,船在水上就歪了。周瑜(历史上实际是孙权)就下令把船掉到另一面,等到船的另一面也被曹军弓箭射满了,两边重量差不多平衡了,周瑜就开船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谢丞相箭”。《三国演义》就在这两个材料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要素。作者首先安排那天天降大雾,而且这个天气情况被诸葛亮提前算中,就跟现在天气预报一样。接下来,因为大雾之下视野不良,所以多疑的曹操怕中了埋伏而不敢出来作战,这样的情节安排,从科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很生动,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假定的、想象的。

而且必须看到,诸葛亮的多智是被周瑜这个盟友给逼出来的,他的多智是带有冒险主义的,草船借箭的本质,就是冒险主义的多智碰到了敌人曹操的多疑,最终多智的冒险主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却进一步导致盟友周瑜的多妒,由此又引发了周瑜后续安排的计谋,不仅要除掉诸葛亮还要除掉刘备,诸如甘露寺美人计等等,结果这些后续计谋又被诸葛亮破解。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

草船借箭故事中,《三国演义》就这样打造了一个精彩的心理循环,它让我们在分析诸葛亮的多智的时候,不能离开周瑜的多妒,更不能离开曹操的多疑。展开来说,我们分析小说的时候要注意到,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以历史来计算,周瑜去世到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三国演义》成书也有六七百年了,而小说塑造的“周瑜现象”“周瑜心理”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周瑜的这种妒忌心,特点就是嫉妒与自己同等的人,相当于通常情况下教授妒忌教授、小偷妒忌小偷,一般不会出现教授跨界去妒忌小偷的情况。妒忌心理学就是这样的,它的发生需要现成的可比性,只有人和人的基础相同,才会有妒忌,如果彼此差距太大,妒忌就不会发生。由此来看,《三国演义》对这种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