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
作者:贺绍俊
上传时间:2019-12-31 1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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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


当代文学是中国革命获取胜利后的文学,革命者当年是怀着伟大的社会理想来进行革命的,革命获取了胜利,建立起新中国,这既是理想主义的胜利,也是继续实现伟大理想的起点。这就决定了,理想主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奠定当代文学的一块基石。回顾当代文学70年,可以看到其中贯穿着一条理想主义的红线。


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继承,同时又意味着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从延续和继承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以启蒙精神为动力的。而从新文学诞生的角度说,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以理想主义精神为动力的。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就是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的,他宣告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而这“伟大的开始”正是由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拉开序幕的。诗人何其芳写了诗歌《我们伟大的节日》,发表在《人民文学》1949年10月的创刊号上,率先以高亢的曲调唱出了理想的颂歌。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也写于这一时期。长诗由“欢乐颂”“光荣颂”“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五个乐章组成,其主题就是赞颂人民共和国,赞颂共和国的领袖。这些颂歌无疑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它也意味着,刚刚诞生的当代文学就是以理想主义为主调的。70年来,理想主义精神时而高昂,时而低回;既有正声,也有变奏。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讨论的话题。


理想主义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意识。现实主义始终是当代文学的主潮,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现实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迎来了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丰收期。革命历史小说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现实题材作品则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草明的《乘风破浪》等。这些作品的普遍特点都是在主题上强调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我们过多关注它带来同质化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考虑到理想主义是如何影响到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眼里,理想主义不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的未来。柳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彻底。柳青就是一位理想主义精神特别突出的作家,他不仅要做理想主义的书写者,而且要做理想主义的实践者。实践者对理想主义的书写会更加地真实和深刻。他在皇甫生活了14年,这里既是他创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同时也是他实践理想的基地,皇甫的王家斌对于柳青来说,就不仅仅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生活原型,而且也是他以理想中的新农民标准去培养的对象,当时的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回忆柳青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玉曲这么大一片就王家斌这一个社会主义苗苗,我们要拿出党性来,把这个苗苗扶持成。柳青在皇甫更多的时间考虑的不是写作,而是如何把皇甫村建设好,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中国古代文人不仅看重著书立说,也很看重文化实践,他们活跃在乡村社会,让文化普惠民众,以文化构建起一个良序的社会。人们称这些文人为乡绅或乡贤。柳青在皇甫就是一名具有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新乡贤。他在皇甫的14年大大拓宽了作家的意义,作家不仅通过笔,也能通过自己直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理想主义也为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表现的空间。浪漫主义在现代文学期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后期,它几乎都处在苟延残喘的处境了。但当代文学因为理想主义精神具有非现实的品质,便为浪漫主义提供了表现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权、新的国体具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势,自然与年轻人的青春气息相呼应,一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激发起创作热情,当他们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时,内在生命的青春力获得最自然的表达。而他们的这种最自然的表达又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时代精神。王蒙、路翎、宗璞、邓友梅、刘绍棠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因为这一特点便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比如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讲述爱情故事来释放他们浪漫的青春。但是他们又不是缠绵于个人化的爱情书写,而是要将爱情纳入更为远大的理想之中。青春、爱情、理想必须谐调一致。如宗璞的《红豆》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但最终因为理想的差异而使绵绵的爱情成为追忆。茹志鹃的《百合花》抒发了同志间的真挚友谊和异性间朦胧的爱恋,给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岁月留下了一缕浪漫的怀想。王蒙的《青春万岁》将理想主义做了最青春的表达,将一个时代的风采定格在这部作品之中。


人类为什么创造了文学,是因为人类需要理想。与理想相对应的是现实,人类因为有理想,才会不满足于现实,才会在理想的激励下去改造世界,才会有了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而人类理想经过思想的整合便形成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如果说思想性是文学的基本构成的话,那么,理想主义就应该是文学思想性的母体。其实,这并非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它仿佛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鲁迅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把文学比喻为火光和灯火,不正是因为理想精神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路程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宗旨也强调了要奖励那些“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当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于理想的期盼以及赋予理想的内涵都是具有无限的多样性的,因此,人们会对理想主义做出不同的诠释。另外,如果人们将错误的信息植入到理想之中的话,也可能对文学造成伤害。正是这一原因,中国的文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否定理想主义的思潮,从此文学的理想色彩逐渐淡化。这股文学思潮所带来的变化并非一无是处,它纠正了文学曾被一种虚幻、僵化的理想所束缚的困局,解放了作家的思想,使作家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倾心于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精细描摹。但必须看到,这股思潮造成了长期对理想主义的拒斥和贬责,当时就有人宣称,理想主义已经终结。在有些人看来,告别了理想主义,文学将会获得空前的发展。而事实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由于缺乏理想的润泽而变得干瘪和扁平、低俗和猥琐;文学成为了藏污纳垢、群魔乱舞的场所。有的作家干脆把写作当成了亵渎理想的发泄。所幸的是,文学并没有死去,这至少是因为众多的作家并没有放弃理想,并且为了捍卫理想而努力与平庸、堕落的行为抗争。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作家以重建理想主义和文学崇高感为目标,高高树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对抗当下物质与欲望极度膨胀的文坛。“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更加廓清了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应该是什么。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表现在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表现为对平庸生活与平庸人生的永无止境的超越以及对生命极限的挑战,这种理想主义主要不是以其道德伦理内涵表现为“善”的特征,而是表现为求“真”、求恒的执着与坚定,是对精神与哲学命题的形而上学思索,其极致状态的美感特征是悲凉与悲壮。比如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位孜孜追求理想的作家。他的写作不掺杂任何世俗功利目的,从而能够真正进入到人的心灵和浩翰的宇宙进行搜索与诘问。他以惨痛的个人体验与独特的审美视角叩问个体生存的终极意义,寻求灵魂的超越之路,形成了有着哲理思辨与生命诗意的生存美学。在思想日益被矮化和钝化的当下社会里,看看史铁生在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思想的,是怎么写作的,我们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史铁生从他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起,双腿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但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所以他可以用头脑继续行走,并走向了一个鸟语花香的精神圣地。


在70年的岁月里,理想主义走过了一段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U字形的曲折路线。1970年代,理想主义在极端政治化的诠释下,几乎失去了生命的症候。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荡下,理想主义不仅很快苏醒,而且将80年代创造成一个理想精神高扬的时代。但是,1990年代理想主义遭遇经济大潮的激烈冲击,它陷入“衰微”、“退潮”(均为当时评论家语)的尴尬处境中。但我以为,应该将这一切都视为对理想主义的锻造,正是经过岁月的千锤百炼,今天的理想主义才更加坚实有力。


今天的理想主义更加沉稳。它不取张扬的姿态,而是紧贴着大地行走;它渗透在作家的骨子里,隐藏在写实性的叙述背后。诺贝尔文学奖宣称他们的宗旨是奖励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家。他们最终选择了中国作家莫言。莫言的确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民间狂欢和生命自由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想主义针对着死板、庸俗、空洞的中国文化现状,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表达方式。事实上,理想主义在作家们的笔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姿态。莫言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史铁生又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史铁生以非常低调的姿态书写理想主义,学者许纪霖敬称其为“另一种理想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个人的、开放的、宽容的、注重过程的、充满爱心的理想主义。”这是一个尊重个性的时代,我们应该让丰富的个性融入到理想主义之中。个性化的理想主义也正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趋势。比如“70后”一代曾被认为是失落理想的一代,然而“70后”作家徐则臣则自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阅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所表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同于80年代曾经盛行的宏大叙事,他更愿意从一个流浪汉身上发现理想主义的火种。


当代文学70年,理想主义精神的内涵处在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之中。总的来说,有两种趋势值得引起人们重视。


其一,由政治的理想向人文的理想转变。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不仅包含着政治内涵,也包含着人文内涵。新文学在诞生之际就埋下了思想启蒙的种子,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这颗种子长成了大树,也赋予理想主义鲜明的政治理想成分。当代文学就是这株大树结出的果子,政治理想也是它最初的乳汁。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理想的键盘上敲打出来的音符。1980年代,政治理想再一次让当代文学迸发出火花。因为文学直接参与到“拨乱反正”的思想斗争之中,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许多文学作品因其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借钟雨之口表白:“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她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就可以归入到伤痕文学之列,充满“救赎意识”和理想主义,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诉求相吻合的,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以这样的政治情怀她接着写了呼应社会改革意愿的《沉重的翅膀》,在这部典型的改革文学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张洁在努力挣脱政治意识动态的影响,因此她对改革的叙述相对来说比较纯粹。张洁的变化不是孤立的。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界明显出现“向内转”的趋势,这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作家们的兴奋点由外部社会转向人的内心,理想的内涵也由偏重于社会性转向偏重于人性和精神性。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进一步刺激了当代文学,当经济大潮迎面扑来,人们久被压抑的世俗欲望得到充分释放时,也就将以往的精神追求当成一种羁绊,理想的圣殿也在一点点坍塌。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也是一次对理想主义精神内涵的质疑和诘问。尽管大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但它的一个后续行为便是,人们逐渐在置换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涵,置换的整体趋势是增加了人文精神的分量。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维护和捍卫。人文理想是人文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和终极目标。


对于文学来说,应该感谢199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冲击,它不仅大大松动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也将文学逼至绝境。处于绝境的文学越来越意识到维护人性之善和心灵之美才是文学的根本,因此在理想主义的书写越来越注重人文内涵的分量。张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了《无字》的创作。这是一部对自我和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她的反思其实也是对理想主义的清理和反思。小说通过吴为与胡秉宸的爱情历程来表现这种反思。作为革命者的胡秉宸忠诚于革命事业,也必须服膺于革命原则;作为恋人的胡秉宸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敢作敢为。作为恋人的胡秉宸可以为吴为献出一颗炽热的心;但作为革命者的胡秉宸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情感屡屡伤害了吴为。是社会历史一步步铸造了胡秉宸的双重人格,胡秉宸的复杂性无不映照着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吴为最初是怀着火热的激情参加革命的,她的成长和挫折都与革命历史的轨迹相应合。吴为对胡秉宸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从崇拜和依恋,到质疑和反叛,吴为的个人自主性也越来越明确。吴为对爱情的追求代表了文学对理想的追求。胡秉宸则是理想的承载体,吴为以为跟着胡秉宸的政治性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胡秉宸的双重人格说明了政治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张洁在后来的创作中越来越强调理想主义的人文内涵,在她眼里,人文精神是高贵的,她要以高贵的姿态去抵抗世俗的欲望,她从此成为了一位理想追求的完美主义者。她在中篇《听彗星无声地滑行》中塑造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艾玛,艾玛在热恋中也会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合乎理想标准。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张洁则虚构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小岛,墨非对现实的功利和物质毫无兴趣,他要到岛上来破解一个古玛雅人留下的数字之谜。尽管这样的破解毫无实际用处,但张洁就是要告诉人们,墨非的行为就是让灵魂去流浪,我们只有在流浪中摆脱俗世的困扰,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


其二,由精英化的理想向平民化的理想偏移。这里使用的动词不是转变而是偏移,是想说明精英化与平民化并不构成对立,只是二者在理想内涵中所占的分量发生变化而已。


知青文学从整体上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因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观建构的,理想主义已经铸进了他们的灵魂之中。他们的理想主义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主体是与当时的政治理想合拍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知青的理想主义还有另一个精神源头,这就是文学经典。当时能够读到的文学经典尽管有限,但这些文学经典成为他们建构理想的重要蓝本。文学经典赋予了知青理想主义的精英化特征。比如梁晓声理想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就是俄苏文学。俄苏文学具有浓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传递出俄苏作家强烈的人文理想。自现代文学以来,俄苏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一直很大,梁晓声的少年时期能够公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只有俄苏文学。梁晓声对俄苏文学则有一种偏爱。他曾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不少段落抄录下来,奉为自己进行创作的范例。梁晓声在北大荒当知青时曾仿俄罗斯风格写过一篇小说,故事框架是中国古代著名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但他将背景换成了俄罗斯的村庄,小说人物的名字也用的是俄罗斯名字。在他早期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刻下了明显的俄苏文学印记。事实上,无论是知青作家,还是知青作家的前一代——1950年代进入文学创作、经历过反右派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五七干校”作家,他们的文学背景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俄苏文学以及西方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因此决定了他们在书写理想主义时都具有精英化的共同特征。精英化特征从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政治化带来的局限性。比如柳青,他写作《创业史》尽管表达政治路线的主观意图很明确,但正式进入文学叙述时,精英意识的作用,使他能够调整自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精英化的理想面对世俗化的现实时就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1980年代,尽管精英化的理想主义能够帮助作家摆脱政治的约束,但由于缺乏现实的支持,这种精英化的理想主义也难以持久。梁晓声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但他作为一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迫切希望在现实中寻找到理想的生长点。《雪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出来的。《雪城》的上部在说,知青一代的理想终于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失落了,于是上部悲怆地结束在“返城待业知青们的旗帜倒了,被踏在他们自己的脚下”这句话上。但《雪城》的下部则是在说,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时代寻回自己的理想,于是下部的结尾出现了大学生高呼“振兴中华”的慷慨激昂的场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义的“倒退和前进都不那么容易”的壮语。那么他是否从现实中找到了理想的生长点呢?他找到了,这个生长点就是平民化。他将平民精神引入到理想之中,并且抨击了精英、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从《雪城》的人物设置就明显体现出梁晓声关于理想的重新思考。凡是被赋予理想色彩的人物基本上出身于平民,而出身于高贵家庭的子女则总有一个背叛高贵血统的悲剧经历。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一方面是作者不满于社会不公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变化。2018年梁晓声写出了更厚重的作品《人世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全面表白,也是他对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进行全面的反省。反省首先从平民化的理想开始。他认为把理想完全寄托在平民身上也是不靠谱的,尽管这部小说是以平民为主角的。周家三兄妹中,老大周秉义成为高级领导干部,老二周蓉成为作家,只有老三周秉昆仍是普通工人。他们一个代表政治权力,一个代表知识分子,一个代表底层平民,但梁晓声选择了代表底层平民的周秉昆作为第一主人公,并以其作为叙述的主视角。虽然周秉昆没有当领导干部的哥哥那样有赫赫政绩,也没有当作家的姐姐周蓉那样能以自己的作品影响广大读者,但他善良,讲情义,踏实本分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梁晓声在道德上美化周秉昆,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底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在一次兄妹与好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时,大家历数贪官污吏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却是周秉昆愣愣地问了一句:“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底层既有好人,也有刁民,怎么解决刁民的问题呢?梁晓声又回到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回到启蒙精神也就是回到文学,因为五四先驱们是以文学来进行启蒙的。这也正是梁晓声反思理想的又一成果,因为只有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的理想才会真正代表正义和未来。因而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突出了人道主义的主题,他面对人世间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义。他反复书写的也是情和义。人道主义也使梁晓声对人民性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在人民性问题上,有的作家滑向民粹主义,有的作家则完全把人民性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话语对待。但梁晓声对这两种观念都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的《人世间》可以说是一部形象阐释人民性的作品。


理想主义给作家添加了一架时间的望远镜,能够超越现实看到未来的图景。这使我想起六年以前项小米的一部长篇小说《记忆洪荒》。这是一部反映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项小米意识到,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便是理想精神特别强大。理想精神也是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在荒诞的年代里理想也成为一种荒诞性的符号。项小米既写出了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理想主义的异化,同时也重点写了许北北、陈海平们如何在一个荒诞年代里有限地践行着理想主义的。项小米的重点是写理想主义在当下的处境。她通过陈海平、朱晓军等人物的故事,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理想主义作为这一代人的精神内涵,在当今这个越来越注重功利和实际的时代里变得格外的珍贵,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小说为此专门设计了一条研究中国芯片的情节线。中国芯片是朱晓军一直在做的科研项目,他要做这个项目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未来。小说通过这条情节线提醒人们:芯片是计算机的核心部件,现在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都是使用美国的芯片,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哪天一不高兴,全世界便没有秘密可言”。这对于一个国家和军队而言,是“最高级别的危险”。一位作家六年前在小说中对未来的预警,没想到很快在今天就成为了现实!


今天,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理想主义不再是一种高调和夸饰,也不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它可能化作了一股和煦的风,潜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70年来理想主义的嬗变,似乎给当代文学带来不少亮色。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支撑的理想主义是如何导致人的痴迷和疯狂。因此,理想主义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研究。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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