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飞:经验、文学与“无穷的远方”
作者:王晴飞
上传时间:2021-03-03 0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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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如何面对经验,尤其是新经验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认识经验,或者说人是否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和世界。有学者提到刘慈欣《三体》中说到的“农场主假设”:在一个养鸡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到11点会准时喂食。火鸡中的科学家总结了这一规律,即每到11点上帝就会赐予它们食物。它在感恩节这天向全体火鸡公布了这一伟大的发现,结果那一天等来的却是农场主明亮的刀子。——人类在面对漆黑的世界的时候,不免担心自己也像那只火鸡中的科学家一样,无法认知并突破自己的局限,行为和命运看似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其实一切都被一个不可知的更高存在所决定。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认知甚至是意识到的,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类对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担忧,也源自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如休谟所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许多人类自以为的理性思考其实为直觉所决定,人类的思考往往是先有了决断,再为决断寻找理由,理性多数时候只是为直觉反应寻找一个说服自己或他人的解释。直觉是祖先和大自然印刻在基因里的记忆,这是祖先的馈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条蛇,会在尚未看清时即转身就跑,这便是基因里的恐惧在起作用,如果我们等到理性思考判断出危险再做出逃跑的决定,幸存的几率就会大幅降低。当然,与祖先相比,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祖先给我们的馈赠里,也会有许多不利于我们生存的部分。祖先的馈赠,既是祝福,也是束缚。这样的发现不免会使我们心生疑虑,即我们的言行和思考,到底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甚至有没有一个“我们自己”?还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基因决定的?甚至包括我们对这一问题本身的思考,有没有可能都是无法逃脱被祖先决定的命运呢?

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很容易摧毁我们“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我们人类很多习见言行在动物中都有着同样的表现。比如“联系测试”。在大猩猩中,两只雄性忽然奔向对方,走到近前互相握住对方的睾丸,几秒钟后各自离去,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次友情和忠诚度的检测。睾丸是雄性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所在,敢于将其交到对方手中,代表了相互间的信任。而在人类中,同样有类似的行为。比如能够向对方倾诉自己的隐私,便是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交给对方,意味着很高的信任,因为这随时可能成为对方伤害自己的武器;好友之间的互相讽刺挖苦,也是在测试对方是否还保持着之前的友谊——许多好友又被称为损友,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方忽然开始不能忍受另一方的调侃,那就说明两人的地位、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可以是情感或利益上的同盟了。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很少而又无比珍贵的“几希”,就是最重要的人兽之别。只不过中国古人更在意伦理问题,所以“几希”的指向在“仁义”。而我们今天更关心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否可能有异于禽兽的“几希”。人类当然有自己的限度,就好像西方人会认为上帝是不可思议的,佛教徒会认为佛法、佛经中多有“不可思议”之事物,但人类也的确是众生之中唯一具有通往突破自己的局限性、反抗被决定命运可能性的物种,而人类突破自己被决定命运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具有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和反思能力。当我们意识到那些不可思议,意识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可能是“盲人摸象”的那一刻,人类其实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了真理,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而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己的局限性。此刻,人类其实已经将自己从火鸡的处境中拯救了出来。人类即便是火鸡,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火鸡。这是我们不必太悲观的地方。

而说到经验的新旧,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到底何为新经验,何为旧经验。人类的认知常常有两种误区。一是将出现时间不久的事物视为“从来如此”,而这个时间不需要太久,往往只需要数十年,甚至只要十年、五年。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见吃饱饭会是一个问题,可是中国普通人都能吃饱饭,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才实现的;至于吃肉,今天的人也不会觉得是问题,但是普通人都能随便吃肉,最多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的事。在传统社会里,即便是所谓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照样有人饿死,即所谓“饥饿的盛世”。至于吃肉,多是贵族的特权。所谓“肉食者鄙”,就是吃不上肉的阶层对有肉吃的阶层敌意的体现。在亚圣孟子那里,“七十者可以食肉”也已经是非常美妙的社会理想。不太久之前的“饥饿”很快变成了被人遗忘的旧经验,“吃肉”的新经验大家也已觉得不新鲜。

另一个误区与之相反,是会将“从来如此”的旧经验当作我们时代特有的新经验。太阳底下无新事,老狗玩不出新把戏,许多旧经验在披上时代的外衣后,会让人觉得是全新的。比如“美容美发”尤其是“染发”问题,人们多半会认为是新时代才有的新经验,而实际上为了对抗岁月对身体的侵蚀,古人也同样会染须发。南朝陆展为了讨好妾室而将须发染黑,何长瑜作诗讽刺:“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可见当时的染发技术不过关,染黑的须发没多久就又露出白底。唐代诗人刘禹锡作诗说:“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作后生。”一副被年轻人挤兑无奈之下只好将胡须染黑的委屈模样,清人褚人获对此颇有怀疑,记录了两句讽刺他的诗:“自是刘郎爱春色,非关前为少年轻。”如果褚人获推测无误的话,可见代际之间甩锅也是古已有之。分明是为了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偏说是年轻人不懂得尊老。元代的天泽,将须发染黑又别有诉求,即是邀功固宠,希望皇帝觉得自己还可以为国家多奋斗若干年,所谓“臣揽镜见须发顿白,恐报国之心自以老怠,故药之使不异于少壮”。当然,古人的染须发和今天的美容美发还是有所不同,除了技术的进步,也有普及程度的差别。现在普通人皆有条件染发,而古代染发者毕竟是少数,杜牧有诗说,“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不知道很多贵人是可以将头发染黑的,白发也没那么公道——当然,如果杜牧说“白发”指的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我们也无话可说。“染须发”的经验还提醒我们,经验的新旧有时候还是可以杂糅在一起的,似新实旧,似旧实新,都需要我们去辨别。

经验只有和主体融合,才会显出其意义,而同一经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体那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重要经验的意义可能会慢慢消泯,而另一些原本没那么重要的经验其意义才开始慢慢长成,之前被忽略的可能被重新发现。即便是同一时代,对时代经验的认识也可能截然相反。民国时新文化派的胡适和保守派的钱基博各自做过一本文学史。有意思的是,如果单从时间上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处理的是古代文学,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处理的却是现代甚至是当代文学。不过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得到表彰的作品,不少是古代作家并不看重的打油诗、游戏之作,钱基博的现代文学史中,那些古文、骈文大家现在其实已很少有人关注,反而是被他附在胡适一节之后略作概述的周树人、徐志摩的意义不断生长。胡适以现代眼光看古代,挑出来的自然只是符合他的尺子的作品,钱基博以传统眼光看现代,也不能发现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经验。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经验更多变,更新更快,传统社会的确定性消失了,现代社会往往呈现出“一切皆流”的流动性——现代人对经验反应迅速,但是忘却也同样迅速。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更具完整性,而现代性的观念则是碎片化的。当然,自从先秦以来,庄子已经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的分裂其实也是世界分裂的反应,只是那时的分裂还只是分裂为若干板块,今天的分裂,则索性分裂为一个个碎片。

现代社会的另一悖论是,一方面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分工也使人们在社会机制层面更紧密地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工作),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层面,又如本雅明引用瓦雷里的话所说的,人们“又退化到野蛮状态中”,“退化到了各自为营之中”。人们陷在一个个话语的黑屋子里,互相隔离,对经验的认知很难达成共识。即便是对整个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共同经验,也往往会解读出截然相反的意义。2020年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全民性经验,莫过于新冠疫情,而这场灾难对人类的意义可能要过很久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关于疫情的经验也要很久以后才能慢慢以较为完整的图景得到呈现。但在经验的现场,不同的人群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解读,甚至因此撕裂。

文学的意义可能恰在于此。在现代社会,那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把握世界的观念与学科,日益精确细密,深化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同时也在窄化,各自为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有文学,诉诸人心,作用于情感,还留存着使我们重新获得世界整体感的可能性。

当然,文学也在日益狭窄化,常常不能使人心相通。中国现代文学自从鲁迅开始,才对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的认知和体现。在传统社会里,人性的负面,是通过品性分层或建构他者的方式体现的。董仲舒的性三品论即开始将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自然是一片光明,无一丝不善;斗筲之性则漆黑一片,毫无向善的可能;惟有中民之性居于二者之间,接受教化便可为善,不受教化便堕落为恶。《狂人日记》中“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反思,便是抹煞了古人关于人性的分层,解除了“圣人之性”的道德豁免权,认识到人性自身的局限性——所有人的内心都有可能有黑暗的一面。

对人类内心黑暗面的深层体察,固然丰富了我们对人性的认知,但过度体察也可能损伤对人性广度的理解,走向偏至,因过于深刻而失去广博。文学要切中更广大的人心,使我们更多地去理解、关心他人。当我们各自握着手中碎片化的观念、片面的知识而各执一词时,也只有文学的感受可以使我们放下偏执,想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愿意倾听别人,习得感知他人苦痛与欢欣的能力。这是感受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力量。如果文学都碎片化了,将人各各分离,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接近与亲近彼此呢?


来源:《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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