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书法“排异”功能
作者:嵇绍玉
上传时间:2021-04-21 08: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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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经(局部) 王羲之

  书法艺术强调融合、贯通与兼收并蓄,但也强调排异、独具与别开生面。所谓“排异”,即排斥异己力量,以保持原生机能、状态与风貌。在数千年演进过程中,“排异”功能为纯洁书法艺术、承传独特魅力发挥巨大作用。

  排斥俚俗与无益的交融,以保持形体规范与美观 

  早期文字蜕变生衍,非规范化俚俗、草率现象一直侵扰文字正常发展。战国时期,社会普遍存在文字随意化、臆想化倾向,导致产生大量不可辨识的异体字。诸侯各国或出于风俗习性或出于自身理解,任意赋予文字造型,特别是“蝌蚪文”“鸟虫书”,因过分顾及其装饰作用和工艺色彩,一定程度上滑离文字既有发展轨辙。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秦国文字单一性较强,虽也有少数异体字,但不仅数量少而且结构悬殊不大,尤其是秦青铜器文字,因强调正统、突出通识、力避俚俗,具有较强的严肃性。文字排斥俚俗,从政治出发有利于国家施放号令、统治管理,从文字自身讲,“标准”是文字由象形向符号演变的必然要求,各行其形,各取其意,任意改变部首组合与增减笔画、变异或曲解形体,只能致使文字繁难与不可辨识。

  这种形体上的“排异”还表现在对已成熟文字篆、隶、行、楷体的并存并现上。因书写多元性,导致四体在形态上风貌有别而未归于一统。篆隶之间虽互为交融,但笔画“篆曲隶直”始终分明有致。“隶变”对隶书成熟有重要作用,但隶书几乎与篆书同步发展,并非完全胎脱篆体而成,春秋时《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标志性笔画“蚕头雁尾”就已露端倪,而且后期此笔意始终侍奉于隶体,从未向他体旁逸斜出。《居延汉简》隶书,波磔分明而且优美,为社会普遍适用,但在同期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篆文中,不见波磔丝毫痕迹。为保持各自机能与血脉,书论中更是强调四体不同要求,阻隔四体之间苟且亲昵与不良交织。正如晋卫铄《笔阵图》中说:“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排斥思潮与板滞的风貌,以保持内质鲜活与灵动 

  书法受社会文化思潮的渗透与干预,但书法在文化思潮面前维系自身体面与尊严,表现得近乎匪夷所思。

  以佛教对书法影响为例。佛教强调精神状态专注一境而不散乱,要心绪宁静、思虑集中,还有佛理“意象论”“顿悟说”以及“色空观”等,都被书法作为有益元素加以吸收。但是,书法自身也随即形成强有力的抗体,来排斥佛教文化思潮的波及。一方面,恣性高扬,反对执着于物,倡导悠游于乐,提倡书法家要做到适心适手,畅所胸怀。书法这门特殊艺术,有着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情绪性,富于动感,讲究行气抑扬顿挫与收放自如,正好印证书家内在心理情绪之律动,如果心如死灰,静水一潭,书法家灵性将枯萎凋谢,作品将不会灿烂鲜活。另一方面,藐视“写经体”,反对千篇一律、僵死呆滞。在印刷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弘布流通,都靠书家纸墨抄缮完成,其风格来源主要是汉简和汉魏时期的楷书新体,这种书体强化正体意味,散发静谧、庄严与凝重的审美特征,部分作品成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但因书法与佛教并未建立起对应性的审美互动系统,使得“写经体”并没有被书法搁上高位,从未占居书法主流地位,在南朝一直被排拒于文人书法核心之外,即使如东晋王羲之写《黄庭经》也很少用写经笔意。在北朝,“写经体”中表现的强悍雄强风格恰恰又走向了佛理反面。在整个南北朝书法发展中,没有一位书家以写经名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排斥着佛教对书法审美意识的干扰。

  排斥因循与不当的同化,以保持风格独具与多元 

  朝代并不是书法风格区别的必然因素,但书法奔涌的长河总是在不同朝代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朝代书家群体,反对因循前期章制,有意识地规避前人书法艺术高峰,另觅他途从而构建自己的审美家园。晋人深得“中和”之美,唐人无法因循占着便宜,逼迫在“法”与“情”两个极端付出新的努力。宋书家则更为艰难,既不能沿着晋韵之路继续拓展而枉费大量才情,也不能承接唐法之宅宇安心蛰居而尽拾前人牙慧。在前朝两座高峰之间求得“意”的另一山峦。宋苏轼在他的《东坡集》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于是“尚意”成为宋朝书法总体特征。尽管时代越往后,可供选择的形式因素越有限,但排斥因循的传统,总能使书法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就书家个人而言,排斥同化是书家共性。自我风格对于一个书家至关重要。书家总希望自身能够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这一创作动机,既是一种自身追求,也是书法排异的先天反映。因“排异”,使得他们创作主体意识,立体鲜明地凸现出来,而指向独特的艺术标杆。晚唐书家释亚栖《论书》:“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这段书论表明“排异”才能别开生面而进入书法艺术之堂奥。当然,“排异”不是指不要汲取别人成果,而是指在包容万方基础上对自己的一种坚守。书家几乎都会在别人成果中享用一段时日后才能从别人篱笆下跳出,这样才会感到自我价值回归与舍弃仰人鼻息的快乐。

  排斥时尚与眼前的喧嚣,以保持基因原生与正宗 

  书法上一直有“回归古典”“取法源头”之论,以排斥现时喧嚣,这是书法艺术又一理论原点。没有哪一门艺术比书法更讲究要回归传统,可以说书法史有多长,崇拜古法历史就有多长。迄今为止,所能见到最早书论东汉赵壹《非草书》,就是一篇具有强烈排异时尚的书论。在赵壹心目中,书法地位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它是“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圣人所造”,与“当今”草书格格不入。这一厚古薄今思维定势,在汉代以后始终左右着书论的发展与完善,几近酿成传统书法中必须接受而又无法摆脱的宿命警言。

  书法之所以排斥眼前喧嚣,是因为审美“距离”在诱导与驱动。在艺术审美中,书法创作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书家情感释放不会脱离自身处境,不会脱离实际生活,不会脱离滋育他的文化土壤;二是书法赏析恰恰又依靠历史文化积淀与过去的审美体验。只有以足够长的历史跨越和时代洗汰过、被认同的成熟的经验作支撑,才能对书法内涵与真谛有所感悟。正是这两者使得书法过分看重古典而与现世审美保持一段距离。这距离,也促进书家一定程度上纵深探究书法原本,促进书家摆脱实际生活迷人眼目的缤纷乱象,从古典中汲取营养,以保持书法传承基因的纯洁与正宗。

  排斥眼前喧嚣,可以更好审视现实书风,校正和完善所泛澜之流弊。宋朝在“尚意”驱使下,文人书法写意特征产生极强的审美疲劳。对此,元朝书家赵孟頫大力提倡厚古薄今,倡导以晋唐为法鉴,来校正现时琐细浓艳和险怪霸悍之风,《子昂画并跋卷》中记载他的话“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身体力行,专心临摹古碑帖,以晋为准绳,再由此上追溯两汉先秦,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后终得大成。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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