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没有两个县(市)像沈丘与项城有着即便当地人也厘不清的历史渊源了。沈丘县的治所,往前推六十年,在今天的沈丘老城;再往前推八百年,则在今天的安徽临泉(这也是至今当地人依旧称临泉为沈集的原因)。项城的沿革简直就是沈丘的翻版——往前推六十年,它的治所在今项城秣陵;再往前推六百年,则在今天沈丘的县城——槐店了。简言之,沈丘由南向北进,项城则由东向西退,沈丘占据了原项城县的东部,并把项城县废弃了六百年之久的治所——槐店——当做了新县城。这也是沈丘被称为古项的来源。
当然,我的介绍简单一些。如果您想对两县(市)的沿革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我建议您读一下《项城县志》和《沈丘县志》。因为我的介绍只有一个目的——向您讲述一百年前沈项交界一线所发生的故事。
二
沈丘和项城毗邻,若您这个时候面前恰好有一幅河南省地图,而您的眼光又受好奇心的驱使落在了地图的右下角,您会发现,两者在形状上还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南北狭长;两县(市)的治所——项城之水寨,沈丘之槐店,都在县(市)域的西北端,一条颍河,自西而来,先过水寨,后穿槐店,复蜿蜿蜒蜒,滔滔汩汩,一泻东流。若把颍河看作一条青藤,沈丘和项城就像这条藤上的两个瓜。
沈项交界处南北呈一条直线,足有四十公里长。沈丘这一边,自北向南依次是槐店镇、莲池乡、范营乡、刘庄店镇、李老庄镇;项城那一边,是郑郭镇、王明口镇、官会镇、付集镇;不过,由于它们与地北天南的某个小镇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乡镇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事实上,除了王明口镇以外也的确如此。
周口人在炫耀自己的时候,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句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和最后一个帝王都出在周口;第一个当然是指三皇之首的伏羲,他的都城在今淮阳;最后一个是袁世凯,他的原籍即是王明口。
袁世凯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任何一个做近代史研究的人都无法绕开的。关于他的书,估计可以装成一个图书馆了,而且仍有新作不断推出。
袁世凯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他的家乡——当然,这种影响是建立在他煊赫的父辈和祖父辈的基础上的。
袁世凯的大嫂是项城秣陵(在王明口西南约二十里)人,她本人叫什么以及生平如何并不重要,但她有一个弟弟却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另一个重要人物——张镇芳。人们记住他,或许是因为他的儿子——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其中袁克文——袁世凯的次子,亦是收藏大家和昆曲名票)之一,能在诗词、京剧、收藏都做到一流的人——张伯驹。但是,若认为他藉了这位继子的光而名垂史册,肯定是错的。张镇芳官至一品,做过满清最后一任直隶总督。
我之所以费些笔墨介绍他们,实在是因为当年这一带的人物和故事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我前面的叙述,就像在一幅中国地图上为你找一个小镇子,按我们惯常的思维,我先将你的目光引向某某省,再引向某某市,再引向某某县,最后才告诉你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换言之,我在给你讲解一系列具体的故事之前,我还得把“市”这一级絮叨一下。
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揭开了中国军队编练近代化的序幕,也奠定了他问鼎天下的基础。 他在小站练兵所依赖的班底,也是他坚定的追随者,不少人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冯国璋、段祺瑞、曹琨等等。其中有一个叫陆建章的,家是安徽蒙城的。他或许不出名,但他的内侄女婿,出自安徽巢县、以布衣将军、反水将军和基督将军而闻名的冯玉祥,绝对是民国时期一个重量级人物。
由袁世凯而陆建章,由陆建章而冯玉祥,弄清这一脉络,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今沈丘和项城当年有那么多的人都投了西北军,并有数不胜数的人当上了师长、军长直至李鸣钟当上了绥远都统、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拥有了一级上将的军衔。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张镇芳与冯玉祥在民国初期先后任过河南督军。
这些人物还有:范营黄冢人李汉章(中将,曾任暂五军军长,女婿是袁世凯一个姑表弟兄的儿子——王舜甫);莲池童庄人童玉振(曾任西北军第九师师长、宝鸡警备司令);刘庄店人严图阁(曾任红军第六师师长);李老庄卢庄人卢子美(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指挥了飞夺泸定桥战斗);这是今沈丘一侧的。而且只是这一边界线上的,若扩大到其它乡镇或把今项城一侧的也做个统计,团长以上的少说也有一百个。但这已不属本文的任务了。
四
我在元旦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借了一下午的闲暇,驱车沿沈项边界自北向南一路寻古探遗,个中原因,除了我有一个随心所欲的天性以及对古人和旧事分外感兴趣以外,就是三年前我偶然结识的吴永方先生的热心了。吴先生是一个农民,他七十有六,在一个以公务员早该退休的年龄尚耕耘不辍,每天骑一辆电动三轮到县城卖菜是他的主要任务。但如果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我们又继续交往并让我十分地敬佩他,估计您也不会相信。但是,我下面的描述,您也会怀疑——他能将古代医方什么汤头歌诀全部背下来。您会说,您村子里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张先生或李先生这些东西也会背,不算什么稀奇。但后一句,恐怕您难找出一个真实的例子来驳斥我了——他能把《巴黎圣母院》《唐吉可德》《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等西方文学名著整段整段地背下来。就在今天下午两点,在我家,在我的小茶几旁,在我们偶然谈到泰戈尔时,他脱口就把《飞鸟集》中的一个完整的章节背了下来,如果查一下原文,最少也在三十行以上。我不说别人,至少我是惭愧的——我读过泰戈尔诗全集,但若要我背诵三句以上,我会尴尬得无地从容。
只这些,吴永方先生已是不简单了——毕竟他与老伴还种着十余亩的庄稼,而且,他们的子女因为在外打工又不能分担他一部分劳动。
他写文章,文笔还不错;他写诗,句子不乏精彩。
还有,他的身体很好,能自配药方治病;他买彩票,中奖的概率让即便大学毕业的人都自愧弗如。
不说了,就这些。
五
吴永方先生十天前来我家的那一趟,是想让我看一篇他的文稿。如果说吴先生有什么地方不够“现代”的话,那就是他的文稿还是手写的。他不会电脑。
但我相信,您会与我一样,不因此降低对他的尊重。
他的文章写了两个人,一个讲点仁义的土匪;一个热心公益的塾师。
我一边看,他一边讲,结果是,我们约定找一个机会,由他作向导,带我实地“考察考察”那座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且把一个土匪和一个塾师联系到一起的红石桥。
六
下午两点四十,我们(我说“我们”,除了我与吴先生外,还包括我的母亲——她像我一样对许多事情抱有一颗好奇的心——以及同好张国立君)驱车出发。
从莲池北大郑营向西再折向南,经吴岗——也就是吴永方先生的村子——向南,进入项城境内再继续向南……
道路虽然曲折但还可以。除此,逐渐加深的认识就是,不少地段的水泥路面若能再宽上那怕一尺,我的驾车技术大可不必发挥到极限。不过,能在一个省较偏僻的一个市、又在一个市较偏僻的一个县、又在一个县较偏僻的一个乡,有这样一条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道路,已经够不错的了。
我这样想,还有一个必要,就是不至于影响我们去看一座古桥胜过到一处四A级景区游览的兴致。
七
我们走的道路一时在项城境内一时在沈丘境内,但我们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由那个热心公益的私塾先生所建的两座红石桥中的其中一个,也是保存到今天的唯一一个——外口子桥,虽然去莲池西南只有五六里,却属于项城,桥北一个诊所上牌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项城市王明口镇胡寨行政村一体化卫生室。
我们把车停在桥北一块空地上,开始多方位观看这座长约三十米、宽约四米、按现在的标准就像一个住在华屋的人,突然发现不远处竟隐藏着一所茅庐,而觉得它有碍观瞻,须夷为平地方能心平气和的所在。
这桥是那位叫夏五云的私塾先生主持修建的,善款是夏先生的学生——时任河南督军的张镇芳捐赠的,但这桥不叫“夏五云”桥,也不叫“张镇芳”桥,也不叫“张镇芳捐资夏五云修建”桥,而叫外路口桥,这名字是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起的——想来那时候的人也真单纯,若聪慧一点,不至于使我们问遍了附近的人家,却没有一个知道夏五云是何许人也。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这是白居易在老病交侵的垂暮之年,变卖家产,开凿龙门伊水“八节险滩“和”九山峭石”后写的一首诗中的句子。我们只能这样想:夏先生有着与白乐天一样高的精神境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把自己学生捐赠的钱款全部用于建桥、且为此以一介儒生之力费尽千辛万苦的原因了。
八
桥为五孔拱桥,呈南北方向,桥面以下,由于河水浅得近乎没有,整个桥身包括桥墩让人一览无余。那一块块以白色石灰填缝的红色巨石,经历百年的风吹雨打,霜浸露润,褪去了浮华,增添了厚重,给人一种古朴坚实的质感。
从桥的东侧——一个最佳角度——看,五个桥拱构成五个优美的抛物线。非常富有装饰效果的是,每两拱之间还镶嵌着一个龙头形状的构件——而我们现在的建桥,只求实用,美与不美,几乎是不属于讨论的范围。其实,有些建筑物,比如商品楼,能坚持十年不倾圮不坍塌,建设者就会心安理得,使用者在某一天听到某地又发生一所桥断或楼塌的事件时,也会对他的邻居说:“我们够幸运的了。”
九
桥南桥北有两家理发店,桥南这家的师傅还与吴先生认识。但我想从他那里更多地了解一些外路口桥的愿望落空了。他只知道这相守大半生的小河叫“小河子”,这座桥叫“外路口桥”,别的除了桥南桥北发生的类似于张三买了一辆新车不小心蹭了桥栏杆,李四骑摩托车太快差点没撞倒一个老太太外,一概不知。
这可以理解,一个忙于生计的人是不会为了几个无聊的人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而专门做一番调查的。
幸好吴永方先生对这一带不陌生。他说,这条小河是直河的支流,而直河是汾泉河的支流,汾泉河又是颍河的支流,颍河则是淮河的支流。尽管现在干涸若此,但三十年前,由于沈项边界一带地势低洼的原因,一到夏秋阴雨连绵的季节,满河都是汹涌的流水——没有这两座石桥,从槐店和界首去安徽鮦城、驻马店上蔡的人就要绕道而行。
古桥的栏杆——原来的石板已不知做了谁家的房屋基础或牛槽底座了——已换成了青砖。但整个古桥,使人感到欣慰的还是比遗憾要多。毕竟,像这样一座古桥,已是很难见到了。
十
“这桥现在看起来并不雄伟,但在过去——连个两轮马车也少见的年代——已够气派了。”吴先生指着桥身的红石块说,“那时,几千块大石条子,从鲁山县用船沿着沙河一路运到槐店,卸在小教门码头上。再从槐店到这,你就不知道夏先生费多大难。 那时,没有现在的柏油路吧,没有现在的汽车吧。一般家庭,顶多有辆小土牛,但不济事;大户人家有四轮太平车,也不好借啊。这石条子,一块就有一百多斤,一辆太平车一趟也拉不几块。”
经历过旧时代的吴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张镇芳任河南督军是在1912年3月至1914年2月,由此推断,此桥的建成距今恰好有一百年了。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新思想与旧制度激烈碰撞的时代,上则军阀混战,下则土匪横行,社会呈现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状态。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农民,却承受着来自各方势力的压迫。由一个私塾先生牵头、以三村五里的农民为主要力量,完成一项在当时堪称巨大的工程,绝非一桩不是经历者所能想象、所可轻描淡写的事。
张镇芳的捐助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于对启蒙老师的尊重;而支撑夏先生义举的则是一份热心,一份担当的精神。张镇芳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一生功过自有评说,但就这一点,可以说是增添了他的光彩的;而夏五云先生,他的平生其它部分鲜为人知,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在百年之下仍然受益的乡民之中几近湮没。遥想当年在一个偏僻的乡野下,车拉人抬、呼号奔走的场面,让人止不住感慨满怀。
十一
“那土匪马猴与夏先生是什么关系?他在建桥上又做了哪些事?”我对吴永方先生以前提过的两句话想在这个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地方了解个究竟。
“走吧,我得专门找个时间给你讲这些。我们去看下一座——那也夏先生同时修建的。”吴先生打着手势说。
缘于对一座桥故事追溯的行程没想到在实际的探看中又延伸了一半。
我们驶过这座没有勒名没有碑载和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拆除的古桥继续向南,去寻访另外一件“文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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