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下42℃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自2016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跟踪拍摄了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莫言6位作家回到故乡、回到文学现场的历程。这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与萌芽。在《文学的故乡访谈录》中，张同道写到：“与其说作家选择了土地，不如说土地选择了作家，高密东北乡选择了莫言，秦岭商州选择了贾平凹。被选择的人注定要经历更多的苦痛，不仅生活里经受，而且文学里体验。幸福千篇一律，而痛苦姿态万千。是痛苦让文学温暖、思考、升华，如同佛祖化身人间色相遍尝众生疾苦。文学是从大地里生长的植物，带着泥土的愤怒、无奈、爱情与心跳，远胜历史书里的庸俗概括与肆意扭曲。”

要说服作家们接受拍摄，并不是件容易事。最早这部片子叫《文学的乡愁》，张同道同毕飞宇第一次通电话时，毕飞宇回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乡愁”。张同道接着问道：“那你有故乡吗？”“没有故乡。”张同道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解释自己对故乡的理解。他说，“你这么想的话，那可以。”毕飞宇后来说：“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作家迟子建起初也不愿意接受拍摄。张同道跟她解释，自己片中需要一个从冰天雪地里走出来的作家，也需要一个女作家。直到有一天迟子建勉强答应，但开出一个条件：主要不是拍我，是拍我故乡的土地。张同道说，这其实也是自己原初的想法。

《文学的故乡》的拍摄，既是张同道作为纪录片人，以影像方式对于一直怀揣的文学梦的别样实现，也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像的宝贵选择。鲁迅先生生前没有留下一分钟的活动影像，直到鲁迅先生故去以后，各大电影厂才开始抢着拍，张同道对此感到尤为遗憾。“假如能把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留下来，那现在该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我想，不能因为这些作家与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就失去了对他们应有的正确认知。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世界性的文学创作成就，他们是当代的鲁迅。”

为了达到艺术真实，张同道运用纯纪实与部分摆拍相结合的方式，以期更好触摸到文学的本质与内在。比如莫言为95岁高龄的父亲过生日，没有一点儿摆拍。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一定还记得，毕飞宇回到他原来生活的村庄，四处打听自己家住的地方。后来看到一片河湾，他站在那儿发愣，突然回头一拍脑门儿，毕飞宇找到了出生的村庄，背过身去潸然泪下，这个长达1分40秒的长镜头被完整记录下来，摄制组牢牢控制住摄影机在背后绝不转到前面去拍，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作家寻根的复杂心情，成为片中感人至深的华彩一幕。而在表现莫言与高密大地的关系、贾平凹与河流的关系、毕飞宇划船遇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等，则采用了摆拍的方式，其中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开始航拍的时候，我让莫言老师在土地上一圈一圈地走，他很不理解，说，‘作家，你不能让我当演员一样’。我千方百计给他讲明白，为什么要拍这个镜头。”

返乡，是张同道事先同每位作家约定好的规定动作。观众不仅可以看到作家故乡的大地河山、草木四季等自然景观，同时也会看到作家的童年记忆以及处于不同人生轨道上前行的人物命运的疏离，而由这一切所形塑的生活的故乡，又将成为作家笔下文学的故乡。贾平凹小说《高兴》中的原型刘书征，现在索性自称刘高兴了。阿来拥有丰富的植物知识，他能轻松地辨认一路上随机遇见的植物，而他也正在为创作小说《植物猎人》做准备。迟子建全然忘了零下42℃的寒气，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孩子一样欢呼，犹如《北极村童话》里的小女孩。毕飞宇小说的许多故事发生在王家庄，王家庄是虚构的，并非江苏兴化地图上的真实地名，但以王家庄为背景的小说里却出现了真实地点，例如《地球上的王家庄》里男孩划过大纵湖。老庄街上，刘震云不停同乡亲们打招呼，张同道从这些面孔里辨认着六指、瞎鹿、孬舅、猪蛋、白石头、杨百顺的面孔，他们从《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里走出，也许还在这片土地上游荡。莫言回到山东高密平安村那个出生的小院，讲述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洪水野马一样流过；回到滞洪闸观看野草疯长的桥洞，那是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诞生的地方；回到胶河小石桥，那是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也是电影《红高粱》外景地……

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碎片化信息的冲击，张同道不禁产生了疑虑， “那么这个民族沉重的、深厚的那些根，在什么地方留存呢？”相信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会让重读后的理解愈加丰满，真正回归经典所提供的精神家园。

来源：文艺报　|　许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