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台怀古 

露白

因几首摹写唐风宋韵的小诗而有幸认识了严中威君，又因严中威君而有幸走近了太康。其次，就像最初知道严中威君能造老爷车也会写旧体诗一样，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说，中国第一首诗歌诞生的地方就是五子台，而五子台就在太康。

我的惊讶不是没有道理。试想，偌大的中国，佳山秀水无算，雄关险隘无数，琼楼玉宇比比，第一首诗歌怎么会诞生在一个平凡的乡野呢？难道那一片绿杨之下苍墙老瓦的屋舍，其所处的位置，真是当年五子郁陶而歌的地方吗？

中威君还说，太康遍地都是故事。直到我三次游历了太康后，方信他的话真的不是夸张。太康境内诸如子羔墓、子禽墓、太康陵、小吴塔、扶乐城、玉皇阁等文物胜迹，可谓数不胜数。它们或隐于村落，或藏于荒郊，或萧索于西风之下，或堙没于蔓草之间，但每一处踏寻都让我捡拾了不少史册之外的东西。其中，依然是因为诗歌二字的缘故，五子台遗址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写诗的人，不瞻拜一下五子台，岂不是有些数典忘祖？

五子台遗址位于太康县常营镇五子李村和五子王村之西——两个村的名字也准确地告诉了你它们与五子台的渊源。2019年9月16日，我和淮阳苇子君，在中威君和太康县诗词学会会长张识以及击剑有术、赋诗多方的郑建君的陪同下，曾驱车一谒。但我觉得，我对它的了解依旧朦朦胧胧，遑论穿越时空从它所承载的那一段历史中，得出一点可以与人探讨的认识。退一步说，对这个中国诗歌的滥觞之地只做走马观花的一游，也是一种亵渎。

基于此，时隔一年半，2021年3月15日，我邀请了吴永方先生和黄金阁君，又在中威君和郑建君的陪同下，再一次去了那里。

农历二月，正是花须柳眼各无赖的季节。上午，我们在柳丝拂拂的涡河岸边瞻拜了谢安和黄霸二贤的塑像。下午两点，我们到一家清真饭店用餐——所食，虽非秦烹陇馔，只垛子羊肉已让人回味无穷——然后，便驱车往常营的方向去。许是受方向感的影响，尽管已去过一次，但对一路的村庄一路的景物，我竟然十分陌生，直到车子折向去五子王村和五子李村的小路上时，曾经的印象才在脑海里甦醒过来。

五子台遗址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在碧绿的麦田之间，由一围砖墙、两排瓦屋构成的“五子台庙”，供奉的则是与“五子”毫不相关的各路神佛。唯大门外的两方石碑，像是对“五子台遗址”出具的一个证明。石碑很简易，一方所勒的文字是：“周口市文物保护单位/五子台遗址/周口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七年八月”，另一方所勒的文字是对《五子之歌》的介绍。有趣的是，前者从左至右，后者从右至左——让人觉得，继往和开来即便在一个小事上也有着欲左还右、欲右还左的矛盾的。

但仰看瓦屋之上新叶未萌、枝丫濯濯的杨树以及浩渺的天空，我仿佛穿越四千年的时光隧道，站在了一片广袤的、近乎原始的平芜上。

近处，五个年轻的公子立于一处高地，次第哀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一旁，他们的母亲，则神情凄然地拭着眼泪；远处，“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太康正和一队羽林郎围猎一群野兽，马蹄翻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再远处，在都城斟鄩一座石础茅顶、高大庄严的宫殿里，本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后羿，凭借黎庶的力量，拒太康于洛水之岸，掌握了夏的政权，此时，正一边偎红倚翠，一边对匍匐在阶下的大臣发号施令；更远处，后羿代夏八年，他的亲信——年轻的寒浞，与后羿的妻子共谋，将也是不修民事、荒淫无度的后羿“杀而烹之”，夺取了天下。寒浞在位二十八年间，逐渐消灭了夏的残余势力，统一了中原；更更远处，少康——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仲康儿子相的遗腹子（在寒浞攻杀相时，相的妻子从宫墙的下水道爬出，逃往到娘家有乃氏之地而生下了他）——正率五百余人的亲兵，在各派力量的支持下，攻打同样骄奢淫逸、不修政事的寒浞，并最终杀死寒浞和他的两个儿子，“复禹之绩”。

夏，这个建于约公元前2070年、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家天下，从始至终，其实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但太康失国和少康复国这一段接近百年的故事，经过之跌宕、映照之巨大，给人的感觉不亚于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

大禹是一位治水的英雄。他的儿子启，被认为是“禅让制”的破坏者。但“禅让制”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甚至是否真的存在，至今都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但无论如何，延续了将近四千年的世袭制是从启开始的。因为夏的国家形式仍然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组成，国家形态、政府组织、专政机器，远不似后来的那么完备、那么有效、那么强大。尤其是，忠君思想尚未形成，孝亲、忠君、报国这三位一体的概念，还不曾被统治者看似天经地义实则欺天罔地地结合在一起并充分地利用。人们的心底还纯洁得就像山涧的溪水、峰上的白云。太康田猎，百日不归，即被后羿率夏民拒之于河。他没有效忠自己的军队，连一群弟弟们也帮不了他。

但在后代，那些昏庸的、荒淫的、颟顸的、残暴的帝王们，有几个不是高坐在朝堂之上被他的臣子高呼着“万岁”？梁武帝三次舍身佛寺，为了将其赎回，群臣捐钱数亿。明神宗，这个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后期，不仅贪淫放纵，竟然还有着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光荣”历史。但对他，朝臣唯有徒唤奈何的份儿，没有谁将他赶出皇宫，放逐蛮荒。为什么？答案是：反抗的代价是巨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决心和勇气。何况，新皇帝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若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或者一个“斗鸡亦号开府”的高纬，不换也罢。更主要的，是人们已习惯了生活在皇天之下，若是没有了皇帝，像是没有了天空一样——他们不知道，皇帝只是头顶的云彩，云彩散去，天空依然还在那儿。

于是，一些处在社会上层的官僚（他们同时也是在文化引领上占着绝对优势的知识分子），为了主子的利益，或作《春秋繁露》，为其统天驭地提供理论的支持；或作《资治通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历史的借鉴；或作《美芹十论》，为其攻城守土提供具体的策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当今圣上”的统治。从儒家安邦治国的角度看，这不能说不是正确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数的历史证明了在皇权体制下的自我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缺的，是苏格拉底，是伏尔泰，是把世人唤醒的思想家。我们历史的天空，即便是思想的流星，也不常划过。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每一个皇帝都有梁武帝、明神宗那样的幸运。自汤武革命以降，改朝换代也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一统万世的梦想，两千多年来尚无一家能够实现。而且，越是权力最集中、统治最黑暗、防范最严密、镇压最残酷的朝代，遇到的反抗也最激烈，过程也最血腥，破坏也最严重。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黄巾大起义，到黄巢大起义，再到李自成大起义，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哪一个不是排山倒海、翻天覆地？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农民起义，那实在是他们被“逼上梁山”的结果。而无数人之所以觊觎皇帝的宝座，是因为一旦攫取了这个位置，就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和最高的荣誉。为此，古往今来的帝王们，在手握权杖的第一天，就要清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摧毁与自己对抗的势力，在生命上也在思想上。然而，社会的发展也不以他们的意志而转移。导致一个帝国毁灭的往往是来自各个方面矛盾的总爆发。这样，我们的历史就陷入建立与破坏、压迫与反抗的怪圈中，陷入统治愈强大反抗愈激烈、政治愈黑暗社会愈动荡的魔咒中。

历史不是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像《竹书纪年》里那句“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的记载，读来也会让人无不伤感。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对上下五千年的兴与亡这一最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一个简明的阐述。即便站在五子台的遗址前，也难以对它背后的历史做出深刻的评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所表达的民本思想，影响深远，对今天，对将来，它有着永恒的借鉴意义。但是，回望千秋，仰观九天，我们不能不有更深的、更多的思考。

眼前的五子台庙已成了诸神聚会的场所，真不知他们对日日前来祭拜的香客，是否给出了一个使世界免于被愚蠢所毁灭、使历史免于被魔咒所禁锢的良方。

夕阳西下时，我们一行五人站在石碑前，衬着一丛绿竹合影留念。此时，我突然有一个疑问：不知夏桀，这位夏帝国的最后一个君主，是否来过这儿。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设若他年年前来祭拜，断不会比其祖更为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以致落一个几乎与之完全相同的结局。一时又想，无论是太康被流放于此地还是夏桀被流放于南巢，相比另一些失国者——如南梁的萧栋，被侯景以水淹死；南唐的李煜，被赵光义以药毒死；北宋的赵佶、赵恒父子，被金兵所掳，囚于北疆，受尽折磨而死——他们其实幸运多了。

在归来的次日，我写了一首绝句，权作对此行的一个记录：

 千古人间第一台，花红柳绿却堪哀。

设如夏桀年年到，岂有商汤革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