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家国”二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都体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饱尝艰辛而不屈不挠、历久弥新，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居功至伟。梳理“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探析家国情怀的精神境界与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当代升华，对于正确理解家国同构的内涵，形成家国一体的观念，涵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国”的文字学溯源

        《说文•宀部》：“家，居也。”其甲骨文由“宀”（表示与室家有关）及“豕”（猪）构成，此种构成有其原因：现在云贵一带苗族人所住房屋名叫“呌”，上面住人，下面圈养牛羊猪等，可作为“家”字的象形；猪也是上古时期家庭最先拥有的私有财产；此外，猪生殖繁衍，人皆希望家族兴旺，因此也取蕃殖之意。甲骨文之“家”除具有“人之所居也”之义外，亦有“家族”之义；“家”又与“宗”通，为祭祀之所。金文的“家”就已经出现了表示王家、朝廷的意思，如大克鼎铭文：“谏(敕)辪(乂)王家，叀(惠)于万民。”整治王家事务，惠于万民。此外，大夫治理的区域，即大夫的采地食邑称为“家”。《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大夫之邑曰家。”《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说文•囗部》：“國，邦也。从囗，从或。”“囗”表示疆域。《说文•戈部》：“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是“國”的初文。“國”之甲骨文为会意字，从囗，从戈，囗像城池的形状，戈代表武器，会意为通过武力守卫领土，以此表示“國”的含义。“國”之金文有不同写法，保卣及毛公鼎中的“國”是在“囗”的周围增加了横线或竖线，表意更加明显，因为古代邦国是一座城池及其周围的地区，这也体现的是“國”的本义。后来“或”借用为“或者”的“或”及“疑惑”的“或”，于是在其外面又增加了“囗”，成为录卣中的形式。后来发展成为小篆的写法。“國”的俗字写作“囯”，最早见于北齐宋敬业的造像，从囗，从王，会意“囗中有王”的意思。可见，“國”的本义为疆域、地域。后有“地区”的含义，又引申为邦国、诸侯国之义，此外，“国”也有封地之义。“國”同样泛指国家，如《群书治要•说苑》记载：“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矣。”

        从“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二者不仅皆为历史悠久的汉字，它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相关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诸侯治理的区域称为“国”（类似现在的省），卿大夫治理的区域称为“家”（类似现在的县）。从《周易》《左传》《论语》中关于家、国的论述可以看出，“家”“国”是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群体形式，只是范围和等级不同，这也是家国同构的佐证。在这样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组织中，人们自然具有对内对家的孝，以及对外对国的忠的双重责任。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国”的范围逐渐增大，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国家”的含义；而“家”逐渐失去了其在商周时期所具有的政治职能，范围也逐渐缩小，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家庭”的含义。但是，“国”与“家”的历史渊源从未割裂，家的社会职能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两相依”的家国关系，以及在相同基础上发展出的对人们的伦理道德要求也并未改变。

        二、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传统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家国情怀的思想基础，家国一体观的原点就在“孝”这个字。《说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由“老”字的一半与“子”字组成，这说明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的关系，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关系。因此，孝体现的是一体的宇宙观。人只有认识这种一体的宇宙观，才能建立自他不二、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社会也因此才能达至太平之境。这便是以孝治国，乃至平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移孝作忠，把在家尽孝的情感转化为为国尽忠，这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通过爱民如子使为政者治国如家，这是一种国家对个人自上而下的道德责任。

        （一）爱国如家——移孝作忠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其中在家尽孝是基础。孝养父母，首先要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即所谓“养父母之身”。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但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养父母之心”。《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强调了为人子者必须尊敬父母，否则就与犬马无二无别。《礼记•祭义》中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所以孔子教导弟子说“色难”，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尊亲思想，在《礼记•祭义》中提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有类似的观点：“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可见，相对于赡养父母而言，尊敬父母是孝行更高层次的要求。

        “养父母之心”要求子女除了尊敬父母之外，还要做到如《论语•为政》所记载的“父母唯其疾之忧”，即父母仅仅为自己的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担忧自己的任何其他事情。如果子女常常让父母担忧，就是对不起父母，尽孝就不圆满。例如，夫妻之间不和谐、兄弟之间不和睦、与朋友间无信义，这些都会令父母担忧，都是不孝。可见，通过以孝道为基础的修身，就可以处理好一个人在家庭及个人交往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做到修身为本“严私德”。不仅如此，为官者如果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就会令父母担忧其因违法乱纪而锒铛入狱。为官者不让父母为他担忧，就会忠于职守、公正执法、小心谨慎、清正廉明，做到“守公德”。因此，一个孝子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这就是《弟子规》中所讲的“德有伤，贻亲羞”。

        赡养父母还要做到“养父母之志”，这就是《孝经》中所讲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马一浮在《孝经大义》中对此解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谓之扬名；使其亲为君子，谓之显亲。”可见，要做到“养父母之志”，就必须尊崇道义，立身行道，用自己的德能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甚至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传颂于后世，使父母享有君子的称誉。《礼记•祭义》中讲：“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阵)无勇，非孝也。”这正是通过“养父母之心”和“养父母之志”，实现了移孝作忠，使忠和孝统一起来。

        赡养父母还包括“养父母之慧”，也就是子女要帮助父母提升智慧。当父母犯有过失时，也要做到《弟子规》中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如果父母的所言所行有违道义，儿女也要委婉劝谏，不能陷入父母于不义，正如《论语•里仁》中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儿女在侍奉父母时，如果父母有做错的地方，儿女要轻微委婉地劝谏，如果父母还是不能听从，儿女的态度还要更加恭敬而不违逆父母，劳苦而没有怨言。

        《礼记•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经•广扬名》中也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19］正是通过在家庭中对父母行孝，培养起了对国家忠诚的品质。小孝是孝养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养天下的父母，天下的父母就是人民，所以忠孝一如，家国一体。凡能孝敬父母者，必能忠于君；不忘祖宗者，必能爱其国；凡能顺父母之志，不辱父母之声名者，必能服从纲纪，不辱君命；凡能受父母之厌恶斥责而心不怨者，必不会叛君叛国；凡能在父母之过微起之时即知劝谏者，必能谏君之失，格君之非。

        中国古代有举孝廉的选拔制度。因为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举动都会小心谨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做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辱没父母名声之事。《晋书》中记载了孝子吴隐之成为廉洁官员的典故。《浦江县志》也记载，浦江县郑宅镇有一个“郑义门”，从宋朝开始，经历元朝、明朝，一直到清朝，总共有出仕为官的173位官吏。他们大到礼部尚书，小到普通税令，竟无一名贪官污吏。相反，人人勤政廉洁，忠君爱民。究其原因，就是自幼接受了以孝悌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郑氏轨范》的家教。

        历史发展证明，严私德与守公德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一个为官从政者能够在私德方面严于律己，做到孝悌修身严私德，不仅养父母之身，更能进一步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就必然能够移孝作忠，在守公德方面作出相应表率。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人定会是国家的忠臣，这就是古人常讲的“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忠孝传家久，文化兴国长。家国情怀要求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二）治国如家——爱民如子

        正因为孝具有一体的特点，使得以孝为萌发点的家国情怀具有双向性，不单指个体对国家而言，个人视“国”为“家”，因而能够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更有国家对人民而言，国家视“国人”为“家人”。因此，不仅人民视国事为自己的家事，在危难时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同时，国家视百姓的家事为我的国事，爱民如子，始终秉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这种双向性使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信任。可见，家国情怀并不是统治阶级控制士人精神追求的工具，而是真正能够维系国家稳定，使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治国如家，要求为政者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百姓，把对家人的爱扩展到爱人民，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中国古人治国尤其强调要讲仁爱，施仁政。“仁”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爱人”。“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就是源自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可以说，正是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孕育出对他人，乃至对天地万物的仁爱之心，“爱人”是一个人孝悌之心的扩展，即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于一个国家的天子来说，《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的治国之道，就是将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推广至天下人。仁者爱人，在传统治国理政之中，要求从政者必须具备三种职能：君、亲、师。

        《孝经》在论及天子之孝时强调：“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由孝引发出的爱敬之心，推而广之，及于他人，将道德教化施于百姓。

        《群书治要•六韬》记载，周文王曾向姜太公请教如何治国。姜太公回答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百姓的领导者，将人民视为自己的亲人，对待人民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兄长慈爱弟弟。见到他们饥寒劳苦，则感同身受，治理民众就像对待伤口一样小心翼翼。《左传•哀公元年》中也讲：“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自古圣贤都是视民如伤、关心万民疾苦的典范。《群书治要•尸子》中总结尧舜禹汤等圣王的德行时说：尧帝养活无依无靠的人；大禹怜惜有罪当死的人；商汤和周武王连禽兽都很爱惜。这就是先代的国王能够使国家安定，使边民得到安抚的原因。圣人身处在拥有天下资财的大私之中，却做无私之事；处于拥有最大的好恶之权的地位，却不以自己的好恶行事。舜说：“南风吹来的和煦之风，可以化解我的百姓之怨恨。”舜不歌咏禽兽，却歌颂人民。汤王说：“如果我自己有罪，不要连累万方的百姓，但如果万方百姓有罪，都由我自己来承当。”商汤不偏爱自身而偏爱万方之人。周文王说：“如果有仁义之人，又何必一定任用周室的亲戚？”圣王对亲戚不偏爱，但对万方百姓都偏爱，这不是他们没有私心，而是因为他们的私心和别人根本不同。

        后代读书明理的为官者效法古圣先贤“爱民如子”的风范，因而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在治国理政中采取了德主刑辅的方针。正是这种对待百姓的这种仁爱之心，使得古代为政者虽然设立了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完善治理体系，但是特别重视其中的礼乐教化。《礼记•乐记》中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孝经》中强调“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尽心上》中也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群书治要•盐铁论》中也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

        古代为官者“爱民如子”的情怀尤其体现在对待犯罪之人的态度上。如孔子弟子子羔心怀仁爱之心，虽然判处罪人刖足之刑，罪人仍然感恩戴德。正如孔子评价说：“作为官员，同样执法，但心存仁爱宽恕，就会树立美德；太过严厉残暴就树立仇恨。既公正执法，又心存仁爱，大概就是子羔这种人吧？”

        可见，为官从政者爱民如子的情怀要求即使是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长官，也必须有仁爱之心。这样的为官者不仅能够赢得人心，会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且还能够感化民众，达到古人所说的“刑期于无刑”，甚至“民不忍欺”的效果。这也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特征。

        三、家国情怀的当代升华

        建立在一体宇宙观基础上的家国情怀，不是狭隘地仅仅热爱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国，而是一种襟怀天下的气度与情感。“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独美其美的一枝独秀，而是美美与共的百花齐放。从过去到现在，中华本土文明在同外来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无数次地交流、吸收、转化，总能变被动为主动，和而不同、广结善缘。相较于以局部利益为考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排他的爱国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加包容、博大。”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具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内涵。这种家国情怀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对内把56个不同民族团结得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对外能够协和万邦，形成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这对于当代中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具有重要启发。

        （一）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古人通过祭祖和修家谱等方式培养人的家国情怀。在各种祭祀中，祭祖礼仪的教育意义最为明显。《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古人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即昭述祖德，并以这种方式来传承家道、家规、家风、家教、家文化，培养起人的家国情怀。每到春秋等重要的祭祀之时，全家族之人都被召集到祠堂之中，共同听讲祖先的风范，特别是要学习家族中那些对国家、人民有重大贡献的祖先的德行。例如，东汉时期，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不收“四知财”的故事，教育了杨家世世代代的子孙都秉持了其廉洁的作风，使得杨家的后代出现“四世三公”贤才辈出的盛况。可见，在中国古代，反腐倡廉、为国竭忠尽智等教育，在家庭教育中通过祭祀祖先、绍述祖德等形式就已经开始了。

        此外，修家谱也同样起到培养家国情怀的教育作用。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荣辱、兴衰、成败的历史。修家谱能够提起人对祖先功绩美德的思慕之心、恭敬之心，培养起一个人对家族的责任感和承传家族美德、荣誉、文化的使命感。同时，也培养了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和奉献之心。更重要的是，因为古人有“同姓不婚”的礼俗，通过修家谱溯源历代祖先，就会发现在一个家族的谱系中汇集了来自各个民族、各个姓氏的人，56个不同民族、不同姓氏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仅如此，古人还建有“百姓宗祠”，“宗祠”所起的文化教育意义相当于今天的“纪念馆”，共同纪念各个姓氏中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祖先，有助于培养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如今，根据中国科学院袁义达、杜若甫先生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姓氏有23000多个。因此，“百姓宗祠”用现代汉语翻译，就相当于“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建设“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在其中共同定时纪念中华民族的万姓先祖、古圣先贤，可以培养现代中国人不忘根本的家国情怀，延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有助于形成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内可以凝聚十四亿同胞的人心，对外可以团结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使之万众一心、和谐一体，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促进全球各族形成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文化氛围。

        （二）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大同世界”理想。《礼记•礼运》之“大同篇”描述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大同世界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见，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家国情怀一体观在处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思想结晶和升华。《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明明德于天下”即平治天下。“平”非以用武力平定天下，而是使天下人皆明明德。行王道、施仁政，德教普遍，天下同化于文明。

        中国传统以孝悌为基础的价值观，将对父母的孝和子孙的慈爱横向扩展，通过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其他人，进而扩展到爱所有人。《弟子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爱所有人，就要效仿天地那种一切平等，无不包容，承载万物的品德。通过“孝”引发出来的对人的爱，可以进而扩展到万事万物与天地自然。《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朝张载则进一步视人民为我的同胞，视万物为我的同辈。他在《西铭》中写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家庄子的境界则更进一步，《庄子•齐物论》记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一体的宇宙观，说明人不仅与祖先、后代子孙是一体，与他人也是一体；与家族、国家，乃至自然界、万事万物还是一体。正是在这种“一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气质和向往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怀。正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天下情怀要求每个国家从自身做起，坚持以和为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承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的大局观，开创共赢共享、发展繁荣、健康安全、互尊互鉴的未来。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唯有如此，才能建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地球花园。在这个和谐家园中，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放宽心胸，彼此包容，求同存异，荣辱与共，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实现“天下一家亲”的理想，让世界文明的大花园因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而美不胜收！

        总之，家国情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映照出了家国同构的历史渊源，这也成为家国情怀的政治基础。深入挖掘家国情怀的萌发点——孝，以及“孝”所体现的一体观，可以发现，家国一体的思想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这种一体的思想使家国情怀具有双向性的特征。一方面是个人对国家，爱国如爱家，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另一方面是国家对个人，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两种层面共同组成了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家国情怀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是一种具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的博大胸怀，也正是这种胸怀孕育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当代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转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有删减）

        （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