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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法
文章来源:转载  作者:  上传时间:2011-04-17  浏览量:792次

 

    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

  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1、碑刻

  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2、碑额

  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3、铜器铭文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砖文和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5、墨迹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

  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3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115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时。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1、碑刻

  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2、砖刻

  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砖刻,主要又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1)洛阳、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砖820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2)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238块,画像砖3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样。一为1976年至1977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140块、画像砖6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3、简牍

  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肃《武威简牍》

  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1972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其中木简78件,木牍14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2)《甘谷汉简》

 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四、草书和行、楷书

 

  1、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许慎说“汉兴有草书”,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等。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

  第二类,砖刻,代表作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芝《秋凉帖》。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1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两汉书法家

  两汉以来,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后汉书·宗室传》记载:“(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83年)为秘书郎。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杜度(生卒不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75年~88年)时为齐相。擅长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文献记载,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与崔瑗合称为“崔杜”。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78年~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济北相。擅长草书和小篆。《书断》说其书“点划之间,莫不调畅”,“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齐王僧虔《论书》说“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迹有收入宋《淳化阁帖》中的《贤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风。

  王次仲(生卒不详),关于他的情况,历史上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最擅草书,后人誉为“草圣”。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132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灵帝时期。擅长隶书,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于鸿都门,师宜官最优(《书断》)。后为袁术将。

  刘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梁鹄(生卒不详),字孟皇,安定郡乌石县(今甘肃平涼西北)人,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学书于师宜官,擅长隶书,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招为军假司马。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命为之,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为书史佳话。

   此外,在汉代一些名迹上,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如《西狭颂》作者仇靖、《郙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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