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中国文化的一泓清溪
作者:郑培凯 
上传时间:2020-10-16 10: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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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夏天,我在哈佛学习。我那时在做从晚明到民初的研究,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古籍善本书收藏在独立的一间屋里,不过那时候没有特别严格的登记制度,借阅很方便,跟裘开明老先生说一声就行。裘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燕京图书馆做馆长,也是首任馆长。他是一位很温厚的老先生,觉得有人肯用这些书,就是功德一件了,所以尽量给大家带来方便。这些书大都是他千辛万苦搜罗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收的,也有从日本收的。这些善本当然很珍贵,可是没有像今天那样只能束之高阁供人瞻仰,碰也不能碰,当时我们还可以借出去影印。清朝初年的书都在普通书库里面,随时可以借回家。比如康熙年间的地方志,当年就放在普通书库,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津去重新整理,才把乾隆以前的书都提升为善本。

       正是在那里,我常常碰到叶嘉莹老师。叶老师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燕京图书馆看资料。其实,我在台大上学时就上过两年叶老师的课。我1965年进台大读书,叶老师在台大教了一年《诗选》就去访学了;我大四那年她回来,我又上了她一年的《杜甫诗》。后来到了哈佛,台大的同学和老师经常聚会,我和叶老师也因此慢慢熟悉起来。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基本上一整天不出来。偶尔我们来叫她,她才会和我们出去吃个饭,聚一下。到了周末,我们会以童子请观音的方式,跟老师相聚,天南地北,像一家人一样。

       除了台大师生之间的聚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是哈佛一些老师们组织的,叫“康桥新语”(在叶嘉莹老师口述的回忆录《红蕖留梦》里,哈佛的Cambridge译作康桥,英国的Cambridge译作剑桥,以示区分),大概是想要在精神上继承《世说新语》吧。沙龙主要在两个地方举办,一个是在赵如兰家里,一个是在陆惠风家里。赵如兰不用讲了,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陆惠风原来在哈佛教历史,后来也做一些生意,生意做得比较好,家里地方大,有个很大的客厅。我们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沙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70年代、80年代这一段。最早的时候,赵元任先生还在,可他基本上不讲什么话,只是很开心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我们当然知道那个老先生就是赵元任啊,了不得的,他就坐在那里笑,看着他女儿主持。赵如兰老师的先生卞学鐄也在,卞学鐄是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后来我到纽约教书,但是在波士顿还有一个公寓,所以我几乎每周还会去。在哈佛那段时间,我和叶老师的师生关系越发亲密,像家人一样。

       在这个沙龙里,大家什么都可以谈,每次一两个人,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者特别的想法。虽然跟学术有点关系,但氛围比较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讲了自己对晚明文化的一些看法,因为我研究这个。有一些想法跟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对明朝的看法很不一样。叶老师听了很高兴,她说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很惭愧,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出来。她当时特别跟我说,我讲的几点她很感兴趣:一个是当时对男女关系、对女性意识及性关系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一个是他们的自我揶揄,以嘲讽的态度批评道德规范;还有一点是,追求雅化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叶老师虽不研究这些,可是对我的鼓励与点拨都非常好。总之,在这个沙龙上,大家就是聚会、聊天,环绕着文史主题,天南地北地发挥,赵如兰老师还会煮八宝粥给大家吃。那段生活真是有趣!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一辈的先生虽然离中国很远,可他们思考的东西,都跟中国的文化传承有关。大家始终对中国心存向往。这种向往让我们的生命有了许多意义,在互相讨论中,我们回到一个文学的、古典的中国。而当叶老师和我在很多年后回到大陆,看到西湖还是像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中描摹的那样美,我们都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与文化审美连在一起的,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散。

       叶老师平时打扮得很优雅,每次上课时的仪容也很漂亮,有大家闺秀的贵气。我还记得,大四那年听她讲《杜甫诗》,她讲到杜甫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各种不幸,口气带有沉重的沧桑,好像她自己就变成了杜甫。她自己遭遇过时代动荡、家庭不幸,而这些她在教书时从没有让我们做学生的察觉到。她在课上谈笑风生,大家都听得好高兴,下了课也不想走,直到上下一堂课的人挤进来把我们赶出去。即便是后来她的女儿女婿意外离世,她照样和我们谈诗论词,好像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那时我就觉得,叶老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非比寻常。她当然没有再谈笑风生,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巨大的痛苦,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交谈,还是继续做之前在做的学问。她把这些苦难的经历,统统转化为理解古人和诗词的养分。许多人讲诗讲文学,我听起来总觉得很空,因为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而叶老师讲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不仅投入感情,还分析得很深刻。一般学者只是引经据典,把学问摆给你,她却能把你整个人跟她讲的文化连起来,还告诉你古诗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叶老师时常引史为证,把读诗的体会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让你感受诗人写诗的心境。她讲《杜甫诗》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这个倾向,这应该是受到传统中国文史教育的影响。不过,叶老师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传统解诗的框架中,而是不停吸收西方新批评的东西。无论是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还是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这些她在1960年代中期上课时都讲到了。我是外文系的,当时学的就是新批评这一套,所以对这些很敏感。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叶老师上《诗选》课,那是1965年下半年,我忘记当时讲的什么诗,她突然提到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恰好我刚读过,听她讲来只觉耳目一新。叶老师不仅文史底子扎实,研究视野更是开阔,总是不断学习未知的东西。但她也不会被流行的理论所迷惑,不会硬套这些理论,更不会学了西方的新东西,就把自己的旧传统统统抛掉。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叶老师197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列举了把西方文艺理论生套进古典诗歌研究中产生的各种误读,强调了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虽然我是台大外文系的,但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站在叶老师这边,对那种乱联想、没有历史根据的结论很不赞成。就像叶老师文中说的:“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

      和叶老师来往了五十多年,我越来越觉得她了不起。可以说,叶老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一面,是一泓清溪。她讲诗词,更是教我们做人,教我们如何把诗词中的力量吸收进来,去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肮脏龌龊,教我们永远不要同流合污。作为一位在传统家庭中成长的女性,她遭遇过那么多困难,担负了那么多责任,这对于男性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我到香港后,创立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她来担任客座教授,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我们把叶老师安置在黄凤翎楼,那个楼下面有厨房,上面有蛮大的套房,她一个人住了一学期。她那时候八十多岁,讲起课来还是当年跑野马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背后都有很深层的人生体验。

       叶老师离开香港前我去送行,一进去就见到她在收拾行李。她说:“我都习惯了,旅行时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头,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绑得差不多了,而且绑得非常好。她说:“我自己照顾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心想,我们能够做到老师的十之一二就很不错了。


       来源:光明日报 | 郑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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