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白散文·闲话姬僚之死
作者:露白
上传时间:2020-03-17 20: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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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写姬僚,无他,只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得不能再悲剧的人物。

他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

说他远在天涯,是指他与我们隔着2500多年的历史烟云;说他近在咫尺,是指他就葬在我们沈丘的蔡河岸上。

说他是一个悲剧得不能再悲剧的人物,其意思是,他打破了一个规则,而这一规则,在他身后无数的帝王眼中,实在一文不值。但为此,他被自己视若手足的弟兄所谋杀。而且,参与谋杀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旷世无伦的英雄,拥有着千年不减的荣耀;那位刺客,也一举成名,以侠骨英风,垂于青史。而他,一个曾经尊贵无比的人,被葬于异国他乡,莫说庙食千秋,连墓冢也湮没在荒草之中,几乎不为世人所知。

作为帝王级的人物,姬僚可能是埋葬在沈丘的唯一。

我曾数次去看姬僚冢,或自己,或约友人。我觉得,那不是一处简单的存在,而是埋葬着一段遥远的历史,埋葬一个并不曲折却绝对鬼惊神骇的故事。

姬僚冢具体的位置在今沈丘县北杨集乡与新安集镇交界的蔡河岸,向东一箭之遥即是坡草岸树、流波不息的蔡河——蔡河虽非沧江巨流,却上连河洛,下抵江淮,这也是姬僚死后船载以入葬在这儿的原因之一;而西,数十步之外则是一个叫前程庄的村子。那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村民,就是姬僚最近的邻居。

姬僚就在这儿静静地躺着,一百年又一百年……伴之者,唯有悠然的白云、汩汩的流水和啁啾的鸟雀,此外,就是一岁一枯荣的墓草了。而祭祀他的,除了三村五里的白发翁媪,别无他人。

2010年,我第一次去那儿,面对荒坡一样的墓冢,感慨之下,写了两首小诗。其一为:


蔡河汩汩草萋萋,高冢如今与地齐。

千载王僚沉睡处,唯闻村妇唤黄鸡。


姬僚被时代遗忘了。自他躺下,尘世里无论干戈扰攘还是歌舞升平,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地老天荒的当年,仍能发现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姬僚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国王,史称王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最早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在三十八年前《唐雎不辱使命》的课文中。但那时,对那些字句下隐藏的内容几乎是不关心的。谁知,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就在眼前,而且,寥寥几字的一句话,竟然涵盖着即使一部煌煌巨著也未必叙述得十分详尽的故事。

欲说姬僚,须从吴国的早期历史谈起。

吴国第一任国王泰伯,姬姓,为周文王姬昌的伯父、古公亶父的长子。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泰伯、仲庸、季历。季历即是姬昌的父亲。因为姬昌自小就受古公亶父的喜爱,古公亶父就想把王位传给季历,以便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和仲庸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二人即以采药为名,翻秦岭,渡汉水,来到东南的泽国水乡,并在此建业立邦。他们取“鱼”之形,命所立之国为“吴”,这就是吴国的来历。这大概是3200年前的事情了。

泰伯死后,仲庸继位。此后,兄终弟及就成了吴国国王的继承模式。但姬僚破坏了这个规则。 

原来,至吴王寿梦时,寿梦有四个儿子,依次为诸樊、余祭、夷昧、季札。公元前561年,寿梦去世,诸樊继位。诸樊死后,王位又由余祭和夷昧继承。但轮到季札时,季札不顾朝野的推戴,甘愿做个田舍郎,种豆于南山之下。季札不曾想到,他这高调的一让,让出了一次血腥的政变。

季札“弃其室而耕”,国人就推举夷昧的儿子姬僚做了国王,史称吴王僚。

姬僚践位,引起诸樊之子姬光(史称公子光)的不满。他认为,既然季札辞而不就,那么王位应该轮于诸樊之后。简言之,天下非他莫属。有了这种认识,姬光决定采取行动,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于是,吴国的历史就有了曲折,就有了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内容。

生与死的较量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姬光需要阴谋,需要实施阴谋的人。如此这般,另一个人物便被历史的巨手推向了前台。

他就是伍员——以伍子胥之名传扬于千秋。 

伍子胥恐怕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其传奇色彩难能有二的人物。他本是楚人,其祖伍举,为楚大夫,封于椒邑(今安徽阜南);其父伍奢,生于乾溪(今安徽利辛),楚平王时担任太子太傅,因太子被费无忌诬陷而受牵连,与长子伍尚一起为楚平王所杀。

伍尚敦厚如水,伍子胥却刚烈似火。他不甘就戮,于是踏上了逃亡与复仇之路。先宋后郑,最后辗转到了吴国。

伍子胥经陈奔吴,有一处必经之地——昭关。伍子胥一夜头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昭关在今安徽含山,这也使在豫东和皖北所流传的有关伍子胥的故事具有了可以推测的地理依据。而姬僚后来所葬的蔡河之畔,说不定伍子胥当年也曾纵马而过。

吴市吹箫,掘墓鞭尸,国门悬首,这些典故可谓是伍子胥身上的标志,它们无一不在述说着英雄的传奇和千秋无侔的节概。

伍子胥的经历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我们且说与刺僚有关的一些。

一路奔逃的伍子胥,惶惶如丧家之犬。到了吴国,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尽快得到重用,好为自己的复仇创造条件。终于,他看到了希望。

英雄毕竟有其了不起的地方,姬光的心思是逃不过一双敏锐的眼睛的。二人很快就达成合作意向,并定下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这样,棠邑一个叫专诸的屠夫,就彗星袭月一般闯进了历史。

为了达到接近姬僚的目的,专诸去太湖之岸学习做烤鱼——姬僚爱吃烤鱼,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口腹之欲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利用。

2006年和2015年,我曾两去吴越,或望云于缥缈峰之上,或食莼于太湖之畔。但烟波柳浪中,刺客专诸的身影无论如何也寻不见了。

专诸没有辜负时代的垂青。他在姬光设下的宴席上,以一把鱼肠剑成功地刺杀了姬僚。

(有一题外话此处不妨一说,至今中原一带喝鱼头酒的习俗即来源于此。)

专诸也死在刀剑之下——时代需要他这样付出。他在答应伍子胥和姬光之时就明白这一点,故也死而无憾。

姬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登上王位,史称吴王阖闾。伍子胥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助阖闾兴吴伐楚,最终鞭尸平王,报得血海一般的深仇大恨。至此,整个历史剧落下了帷幕。但是,若我就此搁笔,这篇文章也就了无意义了。毕竟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去探索去审视它们背后的实质。

专诸刺王僚一事发生在春秋末期。而整个春秋和战国,无时不充满了残酷的杀戮与征伐。封国之内的逐君、弑君事件亦层出不穷。孟子曰:“春秋无义战”,而后者又有多少正义可言呢?

邈远的三皇五帝,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神祇,看不出有多少真实成份的传说,却深深地影响了悠久的华夏文明。三皇时期,部落首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最高的统治权在相同的血统间进行,一切似乎天经地义;五帝时代,“贤”这一实为后人追认的价值观,成了人们选择领袖的标准,由此出现了“禅让制”。“禅让”的原意是在祖宗的牌位前将统治权让给贤者。它以天下为公,不论血统,唯贤是举,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成为华夏文明最高的政治境界。但是,在那个时代(后世也出现所谓的“禅让”,那不过是演戏而已,是做给天下看的),无论如何,“贤”与“能”的背后则是一种劳身焦思的责任,意味着摩顶放踵的艰辛,而非花天酒地的享乐。

三皇五帝时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是,由部落而王朝,从首领至帝王,或许是社会发展的不二趋势。从“启”开始,历史进入“家天下”的时代,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的战争、革命、政变、谋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这一主线,是无法由大义和良知选择的。被孔子誉为“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自春秋起,天下大乱,诸侯纷争,烽烟四起。同时,封国内部受外来势力的冲击和土地兼并的影响,国君被放逐和篡杀也成为一种寻常的现象。

《春秋》记载的第一起弑君事件是,卫国公子州吁杀国君卫桓公,然后自己又被大臣石蜡设计除掉。因为石蜡同时也除掉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州吁的帮凶),赢得了一个“大义灭亲”的历史评价。

嬴政统一中国后,自称始皇帝,期望他的帝位能续传万代。但他的儿子胡亥,为了夺取二世的宝座,不惜杀死自己的兄弟姐妹二十余人并逼死哥哥扶苏。但不久,胡亥也为赵高所杀。以几十年的征战而统一天下的秦帝国,连同阿房宫一起,不抵楚人一炬,顷刻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秦灭亡了,新的国家又随之诞生。但是,围绕着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宫廷政变却如出一辙。两汉两晋自不必说,只最典型的就不胜枚举:隋之杨广弑父,唐之玄武门之变,宋之斧声烛影,明之靖难之役……可谓史不绝书。

总之,皇权是它滋生的土壤。皇权存在,觊觎和猜忌之心就不会灭绝,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若说没有,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自欺欺人。

在京剧《鱼肠剑》中,姬僚唱词有这么几句:

列国相争干戈厚,

弑君不如宰鸡牛。

虽然是御弟的恩情厚,

各自机来各自谋。

我们不排除有些确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有些在短时间内或在局部上起了作用,但是,纵观整个历史,举凡与争夺皇权有关的谋杀,即便得逞,其结果建立的必然又是一个更加专制更加独裁的统治体系。他们日思夜想的只是如何打压甚至消灭异己,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人类公平与正义的建设,不会有任何促进的作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为千年的帝制做了最好的总结。

专制和集权是排斥一切亲情的,什么父子之义、兄弟之情,一旦处在敌对的关系上,便只有你死我活的份儿。那位开辟大唐盛世的李世民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时,这一点骨肉至亲还不如曾经干戈相向的敌人。

姬僚被刺,消息传至吴楚对阵的前线。吴军统帅——姬僚两个同父异母弟弟——掩余和烛庸随即投降。楚国喜出望外之下,将二人封至今亳州至阜阳一带,疆域包括现在沈丘的一部。这就是姬僚埋葬沈丘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集权体制中,越往上仁义道德越是虚伪。

从吴国继承制度上讲,姬光在道德评判上无疑是赢了的一方。但姬僚待他不薄,他却为一己之私而置骨肉亲情于不顾,斯与禽兽何异?从国家利益上看,当时吴楚之战正处在紧要的关头,突然发生的宫廷政变无疑在客观上帮助了自己的敌人。如此陷自己的国家于不利的境地,有什么大义可言?

认识到这些,我们不妨再看一下姬光之后的吴越春秋——我觉得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姬光,也即吴王阖闾,初期尚任贤使能,采纳伍子胥的建议,拜孙武为将军,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图霸争雄,一时威震华夏。后来,他在与越国的战争中身受重伤,留下壮志未酬的一声浩叹,不治而亡。其子夫差,不忘父仇,一度使越国臣服,却很快又被对手打败,自刎而死。而伍子胥,此前已经变得无限颟顸、乖戾和残暴的夫差,在他俯首丹墀的时候,掷下一把宝剑于他。除了自戕,伍子胥别无选择。让人难以理解复难以相信的是,当年英雄薄云干霄的气概竟荡然无存!

至此,专诸刺王僚一事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了结局,且个个不失悲壮。

吴国灭亡于一个卧薪尝胆的人物,再也无法重生。但勾践的子孙们,也自相残杀,在延续了大约150年后,至越王无疆时,被强楚击溃,一时分崩离析,国人散作百越之民。

因此,将历史延长了看,为霸称雄,也只是一时;争权夺利,亦终归于无。一次刺杀事件,成功与否,又有多大价值呢?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着,就是这样在成王败寇的法则下,蘸着失败者和无数黎民的鲜血,写下一部对英雄的赞歌。

“三皇五帝夏商周,盖世英雄不到头”,这是《鱼肠剑》中专诸的两句唱词。

不知千年之后的姬僚是否明白这一点。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蔡河清静的河湾,岂不是他最好的归宿?


2019年8月15日于颍水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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