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斗是历史的笑柄，是一个被鄙夷了两千年的人物，以致用他代指一个帝国或一个王朝或一个企业的继承人时，其庸碌和愚昧已经不言自明，甚至他所领受的大任、他所负责的伟业也必将有一个不堪设想的未来，这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皇帝中也够“不同凡响”的了。如此这般，若说他有什么境界，那古往今来被冠以“伟大”“英明”的秦皇汉武们，那些豪气干云、才华盖世的英雄豪杰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不愉快——若他们真的地下有知的话。不过，他们也没有办法，历史总是由后人写成的嘛。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写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犹豫。相反，比着写《闲话诸葛的识见》，我一点也轻松不到哪里去。毕竟传统的观念最难改变。那可是来自于历史的、社会的（甚至一个在勾栏瓦舍嗓子嘶哑的说书者的几句鼓词）各种文化和信息熏陶的结果。

但就像在《闲话诸葛的识见》一文中所说的，我仍有自己的看法。若您读完该文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绝对地尊重。

阿斗，这个名字要比刘禅要响亮得多，尽管后者所具有的含义非常高大上。禅（音shan，第四声），原意是祖宗的牌位，通常的组词有禅让和封禅两个词。前者指上古帝王把帝位或王位传给有贤德的人（当然，假此名义行篡位之实的不在少数），后者指古代帝王到泰山举行的封天祭地的典礼。阿斗的兄长叫刘封（刘备收下的义子），他叫刘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纵观阿斗的一生，既难说他是幸运的，也难说他是不幸的。

阿斗生于三国乱世——关于这一段历史，我由二十年前对无数谋士和战将的崇拜，已转变为对半个世纪中黎庶之死竟然有两千万之巨的慨叹和悱恻，并基于对前者的伟烈丰功又恰恰是后者的鲜血书写而成的这一事实的进一步认识，不想浪费太多的笔墨——若不是赵云的盖世无伦的侠肝义胆、力敌万夫的神勇，还在襁褓中的他，极有可能成为历史风暴中的一粒尘埃。他的母亲，那位可怜的甘夫人，却在逃难中死去（《三国演义》中说她丧身于一口枯井之中），命运与一个流离的村妇没有什么区别。那些以拯救苦难的名义而出现的英雄们是不会真的出现在每个人面前的——他们的出现，只会把更多的人推向死亡的深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每一个英雄都是有一份功劳的。

无论如何，阿斗是幸运的。但更幸运的是，像许多继承大统的二世一样，即便此前几乎没什么事迹值得一提的他，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不久，毫无意外地做了蜀汉的第二任皇帝。更更幸运的是，他父亲送给他的不仅是锦江春色、岷峨雪浪，还有一个集君子之心、豪杰之才、忠臣之节于一身的人物——诸葛亮。有了这样一个足堪托付的臣子，阿斗——这时应该称之刘禅或汉怀帝更为合适——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对此以及之后二十九年中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经纬天下和宠信黄皓以致丧国的故事，我没必要作太多的叙述。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他在结局中的表现——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

263年夏，司马昭遣钟会、邓艾、诸葛绪大举伐蜀。刘禅也调兵遣将，前往拒敌。但在姜维拒钟会于剑阁时，邓艾却从剑阁之西，穿越山高谷深、至为艰险的阴平古道，取涪城，破绵竹，直奔成都。

兵临城下，历史留给刘禅的选择不多，无论是背城一战还是面缚而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他力排众议，听从大臣谯周的主张，乘一辆骡车到邓艾的军营投降。——这也是需要勇气的，至少比陈叔宝之投井求生、高纬之横奔畏死来讲是这样。

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投降是仅次于叛变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字眼，无论它背后的环境如何、形势如何。刘禅投降，尤其被贴了一个“乐不思蜀”的标签后，其耻辱似乎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后世所有人的——他们会说：“若是我，宁死也不投降，无非拼个鱼死网破。”只是说这些话的人从来不假设他是城墙脚下的一个屠酤小民。

按《三国演义》中所写，在生死攸关之时，刘禅对一个拒绝投降的儿子说：“汝独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

此话虽然不见于正史，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罗贯中让刘禅这样说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刘禅的性格的（刘禅有着比刘备还多些的仁心和悯怀）。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投降的一方和受降的一方对此的解释。刘禅说：“……敢不革面，顺以从命……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晋武帝则说：“……盖统天载物，以咸宁为大，光宅天下，以时雍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顺承天者，坤元之义也。”

出自文人笔下的降书和策令自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可也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全元元之命，是符合天道地理的事（这也与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仁——是一致的）。

但历史却让刘禅为笑千载，而让另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人物享誉百代。这个人便是张巡。

张巡是一介书生，在安史之乱中，在保雍丘、战宁陵、守睢阳三战中皆能应变出奇，忠义谋略卓然冠于一时。尤其是守睢阳，使他拥有了名垂千古的荣耀。他因此也被称为张睢阳。

关于张巡守睢阳，《新唐书·张巡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

为守城而吃人三万，试问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惨烈和悲壮如此者有几？

《新唐书》的作者是欧阳修。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一样，欧公写史，注重的是对天地正气、人间大义的宣扬。但我一直怀疑“人之将死，莫有畔（叛）者”这句话。真的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的认识高度，甚至还会说一声“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的是连一个婴儿面对寒光闪闪的屠刀也不会发出一声啼哭，甚至会灿然一笑，引颈就戮？即便世界上没一个人怀疑，我也不相信。

除此，那种每天有人持了刀斧，像宰割羊豕一样将人杀掉，然后投入镬釜，然后啖肉饮汁的场面你敢想象吗？十个月的睢阳城内，不是人间地狱又是什么？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那种以高尚的名义滥杀无辜、以守土的名义镬烹一城者，还是一个天使吗？  

再说，即便城破，最坏的结果想来亦不过如此（城外的叛军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或许不至于屠城）。但那是死在敌人手中

——同样的不可选择，但想着明天或后天将轮到自己被“壮烈牺牲”，前者更令人恐惧。

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刘禅。

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事。”我无意将刘禅放在一个英雄的位置，但刘禅之降，蜀地百姓免遭涂炭总是事实。“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这句话出自一生著述丰富、写史能词直而理正的东晋史学家孙盛。我认为，孙盛的评价是公允的。

历史给我们的遮蔽太多，困惑也太多，尤其是它以高尚的面目出现时。若不仔细看，我们怎能分清谁是真正的魔鬼谁是真正的天使？怎能看到历史深处的累累血痕和它所闪现的那点微弱的人性的光芒？